父
亲
节
的
怀
念

[微风][微风][微风][微风][微风][微风][微风][微风][微风][微风][微风][微风]

这些年来，我曾对不少朋友谈论过父亲的语言。
有惜墨如金的成语，撇开宋代画家李成故事，伯（故乡对父亲的称谓），学墨、做墨出身，倒是也能配得这一古典些微意思。不过，这里惜墨的墨，要换上一个字：言，或者通俗一点，指说话。
并非是说家父言语的金贵，而是他一生很少说话。
幼年的时候，记得伯闲下来最爱哼唱的一段戏词：

李豁子清早起来去拾粪
找不着女人不放心

十八个字唱词，居然哼了大半生，也映现出伯的全部文艺细胞。
伯去世后的这些日子里，我着实认真回顾过他曾对我说过的话。

先说一件发生在伯的长孙身上的往事。
小学五年级，孩子放暑假，我有意让他跟爷爷一段时间，一是伯退休后不愿闲着，在当年天成元墨庄的旧址开一间门面修自行车，想着孩子上中学了离不开单车，掌握一般故障维修会有益处；再是多接触一下前辈，听他讲述经历，帮助孩子更多一些认识社会人生，一举两得。
转眼一个暑期过来，开学报到前我问儿子，爷爷都对你说了些啥，孩子如实回答，除了刚开始在背后指点一些修车要领，后来修车活多了，爷爷就放手让孙子自己补车胎、换零件和收费。至于说话，30天下来，唯有吃晌午饭前一句“去胭脂河买5分钱的苋菜” （夏天午饭伯爱吃捞面条，下面条时要放锅里一把苋菜）。除此，没有任何话。我和妻子听罢，相视无语。不过，儿子倒是熟练掌握一手维修自行车的技术，自己或同学的车坏了，他都是自己解决。
诚实地说，伯使用最多的“语言”，是打耳光。平时子女犯了错，女子罚跪，男孩儿则照常受此刑罚（有期徒刑，限于未成年阶段）。清楚记得一次我弄丢了赁人家的小人书，傍晚店主找上门来索赔。第二天上学，脸还火辣辣的，早饭没吃就跑到中山路的学校。上第一节课时，隔着教室窗户，我看见伯手里拿着用手绢包着的夹有煎鸡蛋的热蒸馍，低着头在操场边的双杠那儿徘徊着，像是做错事的孩子，这自然也是妈和伯生气后的果实。
说到母亲，伯对自己的结发妻，从来就只一个字的唤她：“凤”。母亲的名字叫徐凤英。

我退伍后分配到工厂，每逢假日，伯偶尔会叫上我跟随他去捕鱼，最远跑到过黑园口、朱仙镇、杜良乡。那次父子俩骑车到运粮河畔，下车后伯像士兵警觉地发现了敌情，他轻轻从车上取下网，蹑手蹑脚走到一个河岔岸边，双臂抖擞，纲举目张，正好覆盖住整个水面。伯没有急着收拢，看我一眼。那天我事先跟女友有约，西裤革履，迟疑了片刻。有水花儿响动，伯赶紧收网，到头来，水淋淋的网间只几块瓦砾和杂草。伯并未看我，朝我站着的一角瞥了一眼，潜台词是，鱼，是从你那儿漏网的。收理渔网间，伯淡淡一句，“做啥事，都要下身份。”
当年二十几岁的我，被这句话重重击中，也从此铸成长鸣的警钟，响彻生命的里程。回顾此后的历经，我想我做到了。
再就是做编辑的岁月，1994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著作《雕塑女人》，要求作者自己发行，我哪里有这等本事，就委托给做图书生意的朋友。一天回家，伯正为一个女中学生修车，打气时轻声问了一声，“书，卖得咋样？”还有一句话，是我1990年被借调北京东方文化书院，在季羡林、汤一介、孙长江麾下做编辑，中途回汴，伯见了我，只一句“你瘦了。”顿时，在京日以继夜的含辛茹苦与忍辱负重如溃堤的洪水袭来，我强忍住泪水，“嗯”了一声。
栏杆拍遍，几十年间，伯对他的大儿子重要的话，仅这三句。

有时间我会思量，伯，百岁人生，他沉默寡言的三万多个日子，莫非就没有过风花雪月，难道柴米油盐浸泡的岁月从未出现过玫瑰与霓虹？我曾怀疑过，伯也许口吃，或者生就那种不迎不拒性情，拈花微笑，灵犀在握，走心无语，如此一生。
这，便也是寻常百姓的生命本色，他们的全部语言如同磨扇间挤压无声流淌下的浆果。他们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使命感，更谈不上诗意；他们对子女也不报光耀门第的希望；他们更不会仰望星空、心筑梦想；至于那十八字的唱词，也只是伯劳作间的消遣及困苦时的自我慰藉。时光无语，沉寂间几多人、多少事走过、变迁或消亡。做墨出身的伯，犹若一锭古墨，并无花木动人的艳丽，只持有不易察觉的沉着暗香。相对少语的父亲，做为从文的儿子的多言，则显得那样的浮躁、飘然，如同春夏城市空中漂浮的飞絮。

抛开讲义上哲学、思想范畴的概念，字面上的语言或许可以说是一种表达，伯的表述方式选择了口头上的缄默，但这并非是缺失言语，而是他做为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他把称之为博大精深的语言，化作了工蚁般默默的劳作，这世界有谁聆听过蚂蚁的歌唱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