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是史学的侦探天才，他复活了南宋历史，而且是最隐秘的那种。当然，由于他的研究专业是士人文化，实际就是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那一群官僚知识分子——老实说不一定有能力——他的论证逐渐陷入将政治道德化。

对宋孝宗朝政治，余英时每每说起朱熹道学派都是好词，论到王淮官僚派都是难听的词。这是不对的，官僚的保守因循固然对宋朝似乎没有什么帮助，但道学的激进有为也没有看到什么确保有效的大战略。

宋朝的悖论不在于官僚是否有使命和能力，而在于想要实现恢复中原的地缘政治大战略，本质上不可能依靠官僚和军人，因为倘若他们能够成功，一定会功高震主。而钳制军人的和平政府一定意味文官当道，进而导致君主的文人化和内廷化。如果恢复祖业的大战略成功，一定意味着武将和文臣的尾大不掉。

君主不能选择可能丢掉全部江山的大战略——既由于外战不利，更因为内部敌人——宁可保有半壁江山的既得利益。这是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永恒的冲突。

看上去道德的道学派，和看上去因循的官僚派，并不存在马基雅维利所谓virtue的区别，这是一种以功效为内核的优秀品质标准，他们都没有机会和办法去实现马基雅维利所说的「目标证明手段的正当性」。

能证明这一点的只有君主本人。自古以外，要实现地缘政治的征服，无论什么美好的大战略，无论官僚将领如何有能，如果没有一个前提，都不可能实现，那就是君主的亲力亲为，这指的不仅是夙夜操劳，而是真的亲率大军亲临一线。

从刘邦到朱元璋，从苻坚到完颜亮，从薛西斯到亚历山大大帝，从成吉思汗到拿破仑，无论结果成败，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坐在家里能实现征服土地的王霸雄图，中国可能只有嬴政和毛一前一后两个例外，后者的时代已经有严密的组织科学和电报科技。

但宋孝宗无论如何英睿勤劳，如何衔恨坚忍，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正统皇朝没有任何一位承祚君主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中原不可能恢复，宋朝不可能统一，且不论北伐外线作战的极大不利。

因循的官僚自有其用处，毕竟换个名词叫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屡次被证明是地缘政治的法宝，事实上，宋高宗能够在游牧民族已经实现双重管理的政治变革的时代，艰难再造社稷，是中古中国难得的成功的现实主义大师，这一点对比晚明的覆灭就能真切体会。

而理想的道学官僚一统朝廷，甚至可能还麻烦一些，毕竟北宋的灭亡有王安石激进变法的前车之鉴，而理想自由主义或者说进步主义或者说新保守主义，已经一再在现代世界证明如何给美国带来灾难。

对宋朝不能要求过高，对宋孝宗同样如此，在他手上实现了中国文明史上最繁荣的伟大时代，在地缘政治上，他能和北方帝国最伟大的君主金世宗完颜雍不相上下，这已经称得上了不起的宋孝宗。

它的确没有解决欧亚大陆国家的宿命，如何平衡内政的进步和地缘的强悍——目前只有罗马人和昂撒后裔实现过这种矛盾的统一——但那可是一千年前，它对比的只能是它那个世界。而且，毕竟，它作为不间断的正统王朝超过三百年，想一想，从古到今，有几个王朝实现了这一点。

历史是流动的盛宴，是不落地的接力棒，是永不停歇的雕塑，不可能一蹴而就，终极静止，它需要代代推进、延续、补充和升级，在临界点实现幸运的指数变革，有时候是倒退。#夜思录##朱熹的历史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