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时代，为什么仍建议学生通读《通典》？
整本书阅读，就不是“只为找材料，去杜佑《通典》里找，仅要拿人家的精心结撰来做自己的方便使用”，而是千丝万缕地看制度的嵌合，一脉关注地看制度的流变。历史学家钱穆的识见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政府之一切制度，当然是互相配合，有其会通的。不能说我只要研究赋税制度、经济制度，或者法律制度、兵队制度等，各个分别地研究。固然也可以分门别类地作各别的研究，然而其间是血脉贯通，呼吸相关的。”“所以，我们研究制度，则必然是一种通学。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无可凭空特起，此须通古今。又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时必与其他制度相通合一，始得成为某一时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此须通彼此。”（《中国史学名著·杜佑〈通典〉（上）》）整本书阅读，宗旨即在读出《通典》之何以为“通”。即使如梁启超的《新史学》，虽一面推旧史学之病源，但另一面也不废古代史家有“创作之才者”，杜佑《通典》即位居第二，在司马迁之后。杜佑之卓然创作，即在制度的间架中、制度的脉络里，这是需要入乎史料又出乎史料，在一出一入中见制度设计的纵横捭阖，见《通典》之何等体大思精。
片段选自《礼制与边疆：<通典>与中国制度传统》后记，作者顾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