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坦布尔回来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根本没有办法描述那里。我在那座城市里居住了十一个整天，临走的时候几乎已经是半个市民，建立起一套稳定的行动路线，每天早上吃过早饭去Galata Bridge看大叔们钓鱼，坐船去逛Kadikoy的二手店，或许在傍晚的时候吹着海风回来。我认识了新的朋友，听了很多伊斯兰笑话，我开始习惯于清真寺过于高的穹顶，开始讨厌黄昏的时候整座城市昏暗的肃穆，开始和当地人讨论政治和宗教，听他们回忆经济怎么在几天的时间里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轰然倒塌（“我们至今不明白为什么”），去参加游行、学着遮挡催泪弹和辣椒水（“我们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今天成功”）。伊斯坦布尔就像上海和特拉维夫，人们被困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狭小的缝隙里，似乎两年后的大选会带走漫长的黎明，但对于信仰和意义的疑惑将永远滞留在那些局促的酒吧和脱口秀俱乐部里。在这座山坡上的城市人们的脸总是埋在背向夕阳的阴影里，他们早早起床发动革命、在第二天上班之前撤退，仿佛完成了一件具有解放性质的任务，仿佛永远在练习被解放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