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類學研究所的科學家領導的多學科研究團隊將aDNA數據與業已明確的考古學、人類學和歷史背景相結合，重建西曆6世紀定居在歐洲喀爾巴阡盆地的阿瓦爾時期草原血統羣體(從西曆567年到568 年期間，阿瓦爾時期開始，來自歐亞草原的遊牧羣體在喀爾巴阡盆地定居大約250年的)社會動態:即對來自東方的新移民羣體如何彼此互動，以及他們與歐洲新家園的人羣互動狀況進行深入瞭解。從本質上講，研究人員對於阿瓦爾人離開草原、放棄游牧生活方式之後，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之中，他們的生活方式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收集必要資訊。實際上，從西曆六世紀末到九世紀初期，阿瓦爾人是中歐東部的主導勢力。阿瓦爾人的核心羣體是草原騎兵和他們的家人，他們起源於中亞東部，可能來自被突厥人摧毀的柔蘭汗國，他們於西曆557-558年到達高加索以北。

這項研究包括對整個阿瓦爾社區或者團體進行分析，即對四個已經完全挖掘的阿瓦爾時代墓葬之中的所有可以提取的424個人類遺骸進行基因組和同位素廣泛採樣，發現其中跨越九代的大約300個近親埋在同一墓葬之中(88%個體具有北東亞血統並與西歐亞羣體不同程度的混合)。這使得研究人員得以重建幾個廣泛的家譜(pedigrees)，從而揭示阿瓦爾社區或者團體實行一種嚴格的父係血統制度(patrilineal system of descent)，即男性個體婚後留在自身所在社區。而婦女基於外婚製(female exogamy)在促進社會凝聚力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即與透過與原有社區之外的婚姻將各個社區聯繫起來。換言之，社區之間的社會凝聚力是透過女性異族通婚來維持(註:推斷中的女性的生育年齡開始是18-20歲，最年輕的母親去世時年齡為18-22歲，而最年輕的父親去世時年齡為24-29歲)。而墓葬中出現的多個生育伴侶狀況很常見(註:光是在RK墓葬，男性有2個伴侶的10例，3個伴侶的4例，4個伴侶的1例。其中大約85%是35-59歲的中老年男性)，其中幾個獨立案例表明，這些社區實行所謂的“收繼婚聯盟(levirate unions)”， 這些習俗涉及相關的男性個體(兄弟或者父子)與同一女性個體繁育後代。依照第一作者 Guido Alberto Gnecchi-Ruscone補充說明:“這些習俗，加上遺傳學血親關係的缺失，表明阿瓦爾社會保留對其祖源的詳細記憶，並瞭解幾個世代之內自己的生物學親屬是誰。”而研究人員之後進一步發現這些考古遺址之間沒有密切的遺傳學相關性，但每個考古遺址中的大多數個體都是密切相關，總共構成373對一級親屬關係和500多對二級親屬關係，這些擴展的家譜顯示出嚴格的父係譜係，幾乎沒有例外。這項發現為父權製度和女性外婚製提供令人信服的遺傳學證據，這解釋在相關個體中觀察到的 Y染色體和粒線體多樣性的顯著差異。這些模式反映在女性(mtDNA單倍羣)和男性(Y染色體單倍羣)之間的顯著差異:與大約50個不同的mtDNA單倍羣相比，研究人員在RK墓葬家譜的1-8和12中僅發現兩個Y染色體譜係，即早期主要譜係的J1a-Z2317 和後期主要譜係的J2b-CTS11760；而在相關和無關個體的KFJ和KUP墓葬之中，研究人員僅發現一種Y染色體譜係，即N1a-Y16220(與大約20個 mtDNA 單倍羣相比)；不過，另外一個Y染色體單倍羣Q1a-L715則由HNJ墓葬家譜1的所有男性個體共享。

事實上，這些收繼婚和創始人父係等父權社會習俗和與歐亞草原社會的歷史起源和人類學研究的證據相互連貫。由於廣泛的家譜和整個墓葬aDNA數據提供的高分辨率，研究人員還能夠在所分析的四個考古墓葬之一裡面識別出清晰的時間變遷:這是透過從一個父係到另一個父系的更替，以及遠親關係模式的變化(遺傳學關聯性網狀係統，即IBD-network)來揭示。參與研究的合著這之一的Zsófia Rácz 表示:“這種社區更替不僅反映我們在考古遺址本身發現的考古學和飲食變換，也反映整個喀爾巴阡盆地發生的大規模考古學變遷。”換言之，研究人員分析的最大考古遺址RK在七世紀下半葉經歷團體轉變，這可能是由於地方權力的重組所致，但是它對阿瓦爾社會組織結構或者一般血統模式沒有影響，即這種變化可能與該地區的政治變化有關，並沒有伴隨著血統的變化，因此如果不研究整個阿瓦爾社區，這種變化是很難觀察到的。這項最新研究發現強調祖源層面的遺傳學連續性仍然可以掩蓋整個社區或者團體的更替現象，並對未來比對遺傳學祖源和考古學轉換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