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原罪在于，无论用何种方法和手段，都离不开尝试控制他人的底色。
因为总有人想要永远偏执地施加影响，妄图找到能够驾驭人类的共鸣点，为社会设下一道又一道隐形的枷锁，从而使国家政权得以绵延不绝。
于是，人们在一双看不见的无形之手中寻找自我、渴求认同，时而狂妄到想要改变周遭一切，使之遵从于自己的意愿，时而怯懦到如一只蝼蚁，请求社会宽宥认知局限中弱小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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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杂交织的信息、意义、隐喻中，我们不停地被人误解，深受其害，却又不遗余力地在可能的情况下戕害他人。
或许，传播本身一直都是暴力的，只是在渴求乌托邦式的平等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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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回到一切的原点——
传播学是在二战腥风血雨的宣传战里孕育而生的，至此往后，于这片罪恶的土壤上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