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讨论# 校勘能否称之为学？

先听听刘玉才教授的观点：

校勘能否称之为学？许多学者以为校勘就是古书版本间的对校，不需要专门教授，学生只要能实际去整理古籍，便能掌握校勘的方法，没必要将其作为一种单独的学科。近些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致力于建设中国古典学平台，而中国古典学的核心便是中国古典文献学，西方的古典语文学与之相对应。在西方语境中，古典语文学是一门运用诠释学，基于源语言以理解文本的学问，其基础地位等同于数学与哲学；它致力于文本及其历史的研究，通过文本对勘和比较研究，还原文本的语言和历史语境，达到理解和重构文本本来意义的目的。中国古典文献学与西方语文学在方法论层面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我认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不应局限于文献表像的著录、描述和发掘整理，而应经由语言文字路径，深入文本，探究其生成变异、阐释理解的过程，达至揭示文本意义的目的。也即张之洞所说的“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而最大限度地解读文本，其重要方法就是校勘。近些年，以沈卫荣为主的学者提出要回归语文学，实际上我们应该回归文献学。文献学应该跳出现代学科体系的羁绊，回归到方法意义的本位。文献学应该通过文本的校勘、史实的考据来还原历史的语境和文本面貌，来揭示文本的意义。它落实到文本上，实则是对过于重视理论的一种反驳。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乾嘉考据学是我们建构中国古典学重要的学术资源。乾嘉考据学者不仅具有由小学入义理的学术理念，而且在文字训释、古音辨析、名物考据、天文历算等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在文本学层面，离析文本层次，以贾还贾，以孔还孔，对经、注、疏文本的分合尤其是在经典校勘的方面可以说贡献卓著；此外，在文本辑佚、辨伪等方面亦具有非常突出的业绩。所以说在重视语言文字、重视文本校勘、复兴古典方面，乾嘉考据学者与西方古典学者的方法是异曲同工的，这为我们建构中国古典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