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宇澄写不来激荡三十年，黄河路也长不出大江大河，剧版《繁花》从金融传记里借来的商战主线是改编思路的最大偷懒。打开原著的钥匙就藏在小说初稿里，一句“上海话是叙事角度”直指要义，改编第一步要理解“上海话”之于繁花的必要性，要分得清沪语叙事与官话叙事的差异，前者是口述的，私人的，生活的，后者是成文的，公共的，历史的，那句被广为流传的繁花推荐语怎么说的，“以沪语的软与韧对抗陈词滥调”，这句话里的陈词滥调指的是什么，提到上海就想到金融股市，展现上流就搬出和平饭店，说起九零年代就拥抱改革春风，这些在普通话里早被嚼烂的叙事即便翻译成上海话又有几分新意，用时下流行的话术来说，上海话就是《繁花》的高概念，遗憾的是剧版《繁花》把方言叙事的差异性拍成了主流叙事的子集，本该对抗的陈词滥调摇身一变成了上海的主旋律。

大事写得暧昧，私事写得露骨，《繁花》是先天适合电影导演的文本，那些洪流里的上海家庭与《悲情城市》同此凉热，而阿宝的少年时代又不免让人想起《牯岭街》。然而小说这些电影化的特质在剧集里正好调个儿，本就很大的时代背景成了主角们正面搏杀的战场，本就很小的男女私事成了营销号逐帧解读的谜语，不否认这是电视剧的创作需要，但大谈“电影导演降维打击”何来勇气，即便我们认为侯杨那代电影人的方案无法通过内地标准，那么同样因为尺度问题删掉半本《陆犯焉识》的张艺谋是如何处理《归来》的，陆焉识的故事只从70年代讲起，但你看得到五六十年代在这个上海人身上打下的烙印，而你能从90年代的《繁花》里看到阿宝在七八十年代经历过什么吗，仿佛大家只需要记得他的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但不必去追问他为什么不结婚。小说里的阿宝为什么不响，答案不在说上海话的繁花剧里，反倒是《漫长的季节》的东北话说得直白，王响的响为什么是响亮的响，从什么时候又开始变得不响，响与不响，在南腔北调各有答案。

有人说王家卫的《繁花》像30年代上海，有人说这是导演记忆美化的90年代上海，可我觉得《繁花》更像是短视频时代的上海。有黄河路这样的风情街区，有和平饭店这样的网红地标，有武侠过招般的商战想象，还有卫视春晚级的上海名人，《繁花》里的上海被塑造成你在地瓜软件里看到的上海。大家津津乐道的男女关系也是精心裁剪的“洁本”，阿宝被塑造成了一个禁欲的霸道总裁，汪小姐、李李与玲子也不忘新女性的事业心，不知何时起我们将忠于事业视作最高伦理，而爱情、婚姻与欲望则被仔细分拣，以确保你的每一次嗑生嗑死都上了道德保险。“不响”被爷叔解释成了一种Fake it till you make it的生意经，对比《继承之战》里罗根告诉儿子“it is a big dick competition”，不免感慨我们就连奋斗也会先选一个优雅的姿势。

金宇澄不止一次引用过福克纳的比喻，大义是人背向坐于奔驰的车上是看不清未来的。剧版《繁花》贴心地帮我们调转座椅，以便我们看到列车前进的方向，而这可能才是当下迫切需要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