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中国颁布了公司法修正案。一些“民主人士”（包括马寅初先生）为这部新公司法拍手叫好，称其将国营事业纳入一个新的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将有抑制资本、发展国营事业的功效。赞扬新公司法是一种表态（一部新的法律会发生何种效果，仅凭文字解读而进行预测，多半是想当然），对照蒋先生“中国之命运”所强调的发展国营事业、遏制资本的观点，大致能明白表态含有趋时顺势的意义。

但是，一位长者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写下了他的忧虑：“能用民力，不必国营，国用自足；不能使用民力，虽一切皆归官办，亦是无用，因官从民出，事不切己，徒然增加浪费而已。”这位长者就是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先生，而他的表述恐怕比哈耶克更为简明扼要。

谈到中国近代的无锡经济学家，人们总是记得顾准、孙冶方、薛明剑、薛暮桥，但荣德生上述发聋振聩的言论，却难遇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