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最是宽容难
——读《大宋之变1063至1086》有感

赵冬梅教授的《大宋之变》，从一个人的死亡开始，到另一个人的死亡结束。再现了一群有识之士的抉择与抗争，预示了一个王朝的转折与危辱。
《大宋之变》的开篇是宋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宋仁宗撒手人寰，他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给朝局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王朝的领航人和政治精英们都怀抱着重振汉唐雄风的初衷，播下了变法的种子，却未曾想到它结出的果实，深远地左右了帝国的荣辱兴衰。
纵观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史，宋代是一个争议颇多的王朝。而公元1063至1086年是北宋英宗、神宗在位的时期，上承42年的仁宗盛世，下启北宋末年的哲宗、徽宗两朝，短短20余年间，宋王朝表面上仍维持着繁荣，但神宗时代的熙宁变法却自上而下的改变了帝国的体制和政治氛围。
仁宗无亲子，英宗以养子身份入继大统，但无论是仁宗生前还是身后，这对父子的内心都不愿承认双方的父子关系。从暗夜的尘灰泥淖中爬出来的他能否仍然保有一颗公正豁达之心，这是司马光对英宗的担忧，事实证明司马光对人性的把握非常准确。也许是因为身份认同的缺失，加上登基前的长期受到的委屈和压抑，英宗心里已经积怨成毒、毒怨攻心、难以纾解。英宗时期的曹太后被强行撤帘、父亲名义之战等就是明证。
短暂的四年在曹太后被强行撤帘、父亲名义之战中悄然而逝，英宗也在不甘中撒手而去。神宗继位，怀着雄心壮志，更怀着一颗证明之心，他要用开疆拓土、富国强民，来证明历史选择其父子的正确。于是千载一时的君臣遇合开启了一场大变法——熙宁变法。今人往往只关注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疫法等具体的政策措施。殊不知真正根本性改变的却是北宋朝廷的政治理念、施政方式和政治风气。要把这一套改革高效的推行下去，就必须把官僚队伍变成顺手的工具，要把官僚变成工具，就必须严厉打击那些身居高位的反对派，于是反对王安石的人，气死的气死，没气死的也一个接着一个被赶下了重要岗位。神宗向司马光奉上了枢密副使的高位，条件是换司马光停止批评，司马光选择拒绝以保持批评的自由，继续发声直到不能，然后转身离去，这一去就是15年。
王安石变法政策设计是很好的，但是神宗与王安石只关注目标，却对实际影响关注不够，种种措施改变了北宋朝廷国家的政策倾向，变法的敛财本质不容否认。破坏了宽容政治共识被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评纠错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的思想基础。皇权被从无形的笼子里放出来，北宋政治从宽容走向了专制。过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杀官员个人能动性的用人方针，培养出工具性极其突出的“新官僚”，他们服从、高效、无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王安石和宋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这种政策倾向、政治共识、官僚风格的大转向，正是北宋“衰亡”的关键。
对西夏用兵一直想决胜千里的神宗在孤独中郁闷地死去。宋王朝再一次迎来女性当家人，哲宗年幼，高太皇太后掌政。司马光也在他生命最后的18个月抵达了他官僚生涯的巅峰，司马光得到最高权当者的信任，官拜首相。然而他头顶光环，心怀理想，赤手空拳，眼前一片欢呼，身后却杳无队伍，“司马相业”几乎一事无成，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司马光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资治通鉴》是他的人生巅峰。但他缺乏政治家的魄力与手段，他的政策调整蛮横无礼、缺乏整体考虑；役法改革不顾实际，青苗法死灰复燃；政治风气没有得到丝毫改善，官僚集团的分裂正在继续加深。对于神宗旧相的处理已经具有政治复仇的意味，政治宽容如梦幻般破灭。他放任官员大肆批评，实际上推动了党派争斗的公开化。坚信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注定无法实现宽容。
从书里可以看到政治智慧绝对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困难的局面中找到撬动解决问题的支点，才是大智慧，这绝对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柔软的身段与灵活的手段，更需要知道如何协妥与坚持。
章惇是神宗——王安石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官僚中的佼佼者，时代要求他们的是服从而非思考，所以章惇的视野永远是在执行层面，而不是在政治层面的。那种把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融为一体作战略性思考的自觉章惇没有。他再优秀，也只是工具化的官僚，不是高屋建瓴的政治家，这是书中对章惇最后的评价，非常到。很多时候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才能与高度的结合才是政治将帅所必须的，执行层面做的再好，并不代表就是优秀的管理者。高度和格局才是能宽容的首要条件，有宽容之心和真正能宽容是两码事。当时是有想宽容能宽容的人，如司马光、吕公著等人，他们都有高度有格局。但在历史的洪流的裹挟之下，他们都没能坚定宽容之心，历史的车轮在这个时期依然按惯性前行。
人间最是宽容难。那么，这一切是否出自司马光的意愿呢？或者说司马光能否对这一切负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