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致敬的期刊编辑）以前，作者与编辑打交道，常常是很享受的学术交流，编辑是文稿最早、最用心的读者，而编辑的见解常常给读者带来举一反三的思考。近日，一批书籍、杂志邮寄到无锡，又让我情不自禁地回味当年与编辑“以文会友”快乐，这是永远不可复得的快乐。

1. 梅小璈（“未定稿”杂志编辑）。我与梅编辑（与他同一办公室的编辑闵奇也是一位传奇人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交往，有关合伙、联营的文章最初就是在“未定稿”发表的。梅编辑是同龄人、地道北京人，说话温文尔雅，举手投足、端茶倒水之间的身体语言都流露出他对读者的那份真诚、尊重。梅编辑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梅汝璈，任何中国人听到这名字，敬意都会油然而生。

2. 杨炽、杨达悟（David Jacoboson）夫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英文版编辑）。杨炽与达悟夫妇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都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担任编辑。有一天，收到杨炽来信，说我发表在“中国法学”的中文论文已翻译为英文，希望在友谊宾馆见面谈谈英文翻译。这一对夫妇礼貌、含蓄，说话很有掂量，两人颇有“夫妻相”。我对英文翻译相当满意，那无疑是中、英文高手珠联璧合的作品。谈完翻译之后，我问了一个比较唐突的问题：“两位怎么会选择担任文字翻译”。他们哈哈大笑，达悟说：“杨炽的爸爸就是翻译‘红楼梦’的杨宪益先生，我们格外体认到翻译的价值。”

3. 王好立（中国社会科学 法学编辑）9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两篇论文，都是王编辑反复斟酌、校订之后发表的。王编辑聘我为期刊法学类稿件的审稿人，并让我推荐学生去编辑部工作。对于推荐，我没有自信，因为风险是别人承担的，而自己并不了解一个人是否胜任编辑，拖延了很长时间，后来一位同事说起某生堪当此任，我就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叮嘱王编辑自行定夺。

4. 欧中坦（John Ocko, 杜克大学法律与现代问题主编）。中坦是北卡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长期兼任杜克大学法学院的中国法学教授，（耶鲁大学毕业时）博士论文为“ 1867-1870/丁日昌与同治年间的江苏吏治改革 ”。我的英文论文“中国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中国的合伙”都是由中坦字斟句酌地校对英文翻译、补正注解。我对他和他领导的那个编辑团队一直充满感激。中坦在去世当年还到昌平来看望我，老友长谈两个多小时，话题没有离开教育，他对北卡州立大学历史系倾注了无限深情，也有因为爱之深切而发出的尖锐批评。

5. 张学春（中国法学编辑）。张老师属于那种无时不刻都在提携年轻人的前辈，看到一篇好文章，比获得金奖还高兴。她常常走访作者，了解作者有无引动文思的主题，与作者事先约稿。那时候，都是编辑请作者吃饭、给作者送礼，想来真的是欠了张老师不少人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