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的记者姐姐晚上就飞去泰国了,我们断断续续地吃了顿茶餐厅,在肉骨茶奇怪的味道中间讨论焦虑和绝望,我说得乱七八糟的,我还没想好怎么为自己的选择辩护,all the lost contingencies,我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现在会在这里,“我本打算计划自己的人生好像计划一场革命”,“但革命是可以计划的吗”,“或许能提前铺垫,寻找合适的位置、等待一场事件的发生,但我现在几乎失控了”。她很安静地说:“是,我理解,你的不安看起来比我还要严重。”几个月里和朋友们吃饭、一起走走、然后告别。我不太擅长告别,as always我很少会说“未来再见”然后重重地拥抱别人。早一点的时候还会说那种“不要难过呀我还有几天才走呢”之类的蠢话,但像一台搬家时电源和信号线都被扯断的旧电视那样,逐渐习惯带着语调最后烧焦的沉默的味道离开了。我知道我即使盘算了再久也不可能为这一刻完全准备好。我有我的限度,但我没有想到地壳的每一次断裂都那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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