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东亚的传统经济强大，所以工具人的问题，在东亚社会中极为严重。我在后来越来越认识到，工具人问题是东亚社会的主要文化问题。因为在东亚社会，独立人极少，绝大多数都是工具人，因此东亚社会难以发展知识经济。虽然日韩台有不少高技术企业，实现快速发展，得到较高的利润。但是这些企业仍然属于传统经济企业，而不算是真正的知识经济企业。
例如，台积电可以说是，顶尖科技行业的血汗工厂，可以看作是半知识经济企业。其中，张忠谋在美国受到高等教育，一直在美国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之后，受到孙运璿的邀请，到台湾担任工研院院长。
孙运璿决定了台湾的半导体/芯片产业方向，设立工研院。张忠谋、曹兴诚（后来的台联电董事长）、蔡明介（后来的联发科董事长）都曾经在工研院工作过。张忠谋则明确了芯片产业的商业模式/利润模式，张忠谋还在台联电上市时担任台联电的董事长，决定了台联电和台积电在未来的芯片代工型商业模式。芯片代工的模式，带动了台湾芯片产业链的发展，例如联发科聚焦IC设计，成为今天台湾经济的主要利润来源。
可以说，孙运璿和张忠谋这两个独立人模式的存在，决定了台湾的经济方向，并且影响了世界芯片产业的格局。
而这两个人的特殊之处在于，成长在乱世，而且主要受到的都是外国教育。孙运璿是在中国，进入了俄国人的学校，受到俄国人的教育，而且以最优秀的成绩毕业。张忠谋的早年，一直在乱世中辗转各地，后来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
不过，东亚社会普遍缺乏这个认识和理解。在社会秩序稳定后，东亚社会又会开始以迂腐的传统文化驯化工具人。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相互推动，不断加强驯化，共同加剧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可以说，东亚绝大多数民众从小都是以工具人的方式受到驯化，而且因为身边其他人大多也都是如此，所以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点。
例如，每到乱世，都有一批独立人涌现出来，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但是，在和平安定之后，人们似乎又忘了独立人的主导作用，继续驯化着下一代，而且整个系统不断完善加强，意味着整个社会不断朝向衰败，开启新一轮循环。
需要强调的是，很多工具人其实自己也能够感受到，未来没有个人的发展空间，内心实际上一直恐慌着。
这时候，工具人可以选择两个道路：一是，如果以“人”为主导，就需要尽可能建立独立意识，发展独立思维，并且全面发展自己的综合能力，拓展个人的未来发展空间；二是，如果以“工具”为主导，则自然地更依赖“大机器”（国家和企业），希望自己的依靠不会倒下，自己即使没有能力发展，也能从整体发展中获利。
总的来说，工具人之所以是工具人，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第二条路，以工具为主导，就是更加依赖“大机器”。东亚社会的超时工作制，即使没事做也要加班，显得自己工作努力，就是工具人的典型表现。
当然，工具人即使高度工具化，也有人的情感和需求，即使依赖大机器，也需要感觉到大机器像拥有人格一样。这时候，大机器就会根据工具人的需求，制造出一个伟大的人，确切地说，是制造出一个伟大的“父亲”，由这个“父亲”决定大机器里所有人的思想和行动。
更重要的是，因为工具人的精神基础都牢牢绑定在整个大机器上，所以很难进行客观理性的思考，他们可以随时化为大机器延伸出来的尖刀，既能对准敌人，也能对准同胞。工具人的民众都积极支持国家和企业，坚定地认为国家和企业的未来发展会更好。如果谁敢说未来会不好，工具人便坚决反对，然后众口一词，因果颠倒地从各个方面说明，未来发展必然更好。而这众口一词的现象中，工具人自己恐怕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是按照教育和文化宣传材料的内容，背诵下来，再向其他人宣传。

——节选自公众号文章《AI时代：职场快车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