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看了Past Lives，是那种看似平淡、但后劲很足的电影。以爱情为壳，探讨过去与现在，故国与客居，时间如何流过我们。

电影的最后一幕十分动人。Nora送海盛搭乘去机场的出租车。Nora问，车还有几分钟来，海盛说，两分钟。然后是一个长达两分钟的对视，真实时间和荧幕时间在此刻完全重合。Nora和海盛看进彼此的眼眸，除了两人的眼光和由这眼光交汇产生的此刻，周遭似乎不存在了，时间仿佛永远地停驻了。但同时，Nora的发丝和裙角持续被微风吹起，这一幕巧妙地将时间的流逝实体化。他们沉默对视了多久，时间就流过了多少。

这种心理时间和客观时间的间离，这种外部时间的线性流淌（正如日升日落、正如阳光投射在玻璃器皿上的阴影日复一日的变化）和内部时间的漩涡状盘旋（正如反复出现的旋转木马，一圈一圈永不停歇，暗示两人在重逢后的几天中，在独属于二人的时间中，反复打转、回旋)，构成这部电影的核心命题。

导演Celine Song在接受采访时强调，三段式的结构采用了两次过渡，分割了男女主角在韩国共渡的时光、12年后分隔两地的赛博重逢、以及7年后在纽约的肉身相会。两段过渡的字幕是“12 years pass”，“7 years pass”，而非12 years later， 7 years later。导演说，“实际上，我们无法操控时间。时间流逝，而我们无能为力。时间自行流逝，推搡着人往前走。不论你喜欢与否，不论你抵抗与否。”

恰好昨天看了安妮·埃尔诺的《年轻男人》，这个故事也在处理时间。50多岁的“我”和一个25岁的年轻男人约会，对“我”来说仿佛重新经历过去，重新回到“我”出身的阶级（“我”出身平民阶层，但跟他在一起时，我是资产阶级）。在《年轻男人》里，两人的区别是时间起点上的区别，“我”活过了年轻男孩的全部人生，因此和他的相逢对“我”来说皆是重逢，“他是活生生的过往。跟他在一起，我经历了人生的各个年纪，我人生的各个年纪。”在《过往人生》中，两人是从同一起点出发，从此走向了不同的世界，仿佛分叉花园的小径。偶有相交，从不汇聚。

对50岁的“我”来说，来自过往的年轻男孩“把我的人生变成了一卷奇异的、不断书写的重写本。”对30多岁的Nora来说，来自韩国的海盛在两天时间里让她坐上永不停歇的旋转木马，音乐响起，回到过往。那里有一切让她熟悉和安心的事物。

而两位女性都知道，她们不会停留过久。她们终将与过去告别，踏上新的旅途。于是在《年轻男人》的结尾，“我”最终与年轻男人分手。“现在正是秋天，20世纪的最后一个秋天。我察觉到我很幸福，因为我将独自一人、自由地迈入第三个千禧年。”（非常喜欢这个结尾，决绝洒脱、自由得让人想落泪）

在《过往人生》的结尾，Nora告别海盛，从过去独自走回现实，倚在丈夫的肩上失声痛哭。那不是遗憾，是对过去的哀悼，是在眼泪中与过去一次体面的道别。

这两个作品的另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两位女主人公都被当做人，而非“女人”来写的。意思是，她们都是主体，而非客体，她们凝视而非被凝视，选择而非被选择。她们不是男人们的道具和玩物，她们只是她们自己。正如埃尔诺在《年轻男人》中写的：“在我家，他穿那件戴帽子的浴袍。这件浴袍别的男人也穿过。当他穿那件浴袍时，那些男人的形象从来都不会在我眼前浮现，一个都不会。在那浅灰色的毛巾布料面前，我只感到愉快，因为我自己的经历，也因为我识别出了自己的欲望。”

另外，这两个作品都提出了修改和弯曲时间的方式，那就是创作。在《过往人生》中，女主角和她的丈夫都是作家，在创作中，他们可以任意操纵时间，达成自由。某种程度上，女主角也是Celine Song的化身，她说：“当然，在拍电影时，我们可以任意操控时间。在电影中，也穿插了闪回，以表达时间的弯曲。”而在《年轻男人》的扉页，埃尔诺写：“如果我不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它们就没有走到底。这些事情就只是被经历了而已。”

在创作中，在讲述中，我们可以活很多很多次，这也是一种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