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染色體單倍羣N1c很可能在青銅時代或新石器時代從西伯利亞進入歐洲:遺傳學已知最早出現在歐洲aDNA文獻記錄中，來自科拉半島 Bolshoy Oleni Ostrov墓葬的兩個aDNA樣本，時間可以追溯至1523±87BC(~3,700 ybp)。這些個體也具有顯著的西伯利亞全基因組血統(genome-wide ancestry)，或許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巧合，因為類似Y染色體單倍羣N1c-L392從南部擴散到科拉半島，這些人羣絕大多數攜帶的是歐洲血統。

考慮到qpAdm混合模型，即來自Bolshoy Oleni Ostrov考古遺址的兩個男性aDNA樣本的BOO002和BOO004和同一遺址(西伯利亞混合成分比率最高的個體)的女性aDNA樣本BOO006的所展現的狀況。儘管BOO002和 BOO004顯示出許多與Nganasan相關的西伯利亞血統，其還是擁有顯著來自東波羅的海地區，即完全屬於歐洲青銅時代人羣的密切相關來源的遺傳輸入。另一方面，女性aDNA樣本BOO006似乎並不不需要青銅時代波羅的海來源(Baltic_BA)來獲得最佳建模。
值得留意的是，類似Y染色體單倍型N1c-L392攜帶者在當今東波羅的海地區具有西伯利亞全基因組祖源成分的極少的個體中非常普遍。 事實上，拉脫維亞人和立陶宛人通常可以在沒有西伯利亞祖源構成輸入的狀況下進行建模。 因此，可以預見，當Y染色體單倍羣N1c到達東波羅的海地區之時，其可能出現的時間段大概是青銅時代晚期或鐵器時代早期，這些譜係可能與西伯利亞全基因組血統被嚴重稀釋的羣體一起抵達。這些羣體亦可能將Y染色體單倍羣N1c-L392擴散到波羅的海以北地區且進入科拉半島。不過，之前的研究結果表明，古代芬蘭人不僅和古西伯利亞人羣之間存在很強的遺傳學聯繫；而且彼此進行貿易和大範圍內的來往遷徙(註:俄羅斯西北部卡爾戈波爾區原來就是芬蘭人棲居地區)。

另外，從科拉半島 Bolshoy Oleni Ostrov考古遺址提取的aDNA樣本的線粒體標記主要還是U4a1、Z1a1a、T2d1b1、C4b、U5a1d、D4e4。而對古代和現代人羣的遺傳數據的比對則揭示出東北歐人的線粒體單倍羣組成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了顯著變化:中石器時代的狩獵採集者通常表現為單倍群U(U2e、U4、U5a)的高頻率和多樣性，這是之前在從伊比利亞半島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歐洲狩獵採集者中觀察到的組成模式。相比之下，早期金屬時代的個體中的單倍群C、D和Z的存在表明，這些狀況與中石器時代狩獵採集者和來自西伯利亞中部/東部的基因流之間出現的遺傳不連續性。換言之，史前和現代東北歐/薩米人之間存在顯著的遺傳學差異(薩米人攜帶的線粒體標記U5b1b1a、V 、Z1和D5在歐洲人羣中少見)，這似乎表明後-中石器時代來自西歐的遷徙，以及隨後的羣體更替/滅絕發揮重要作用。實際上，與當今薩米人基因組相似的人羣居住在芬蘭南部地區，即芬蘭的Levänluhta居民與現代薩米人的關係比起其與當今非薩米人的芬蘭人的遺傳學關係更為密切。有趣的是，最近的一項語言學研究表明，Levänluhta周圍的地名均可以追溯到薩米語來源。此外，與其他歐洲人或者芬蘭人與大多數烏戈爾人相比，薩米人攜帶最多的古老西伯利亞血統，而在世界範圍之內，來自西伯利亞北部的Nganasan羣體擁有最大比率的所謂古西伯利亞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