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长安就想起洛阳，大概是惯性。南北朝以来一直到隋唐，洛阳常和长安并列出现，比如萧统的《将进酒》中写：“洛阳轻薄子，长安游侠儿。”卢照邻的《结客少年场行》中写：“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一直到中唐的白居易，还在《吾土》诗里写：“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当时的有钱人家，在长安与洛阳基本都有宅邸。
洛阳跟长安不太一样的有一点，就是洛阳文风很盛。建都洛阳的东汉、魏、晋，恰好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开始自觉创作的时代，洛阳得此地利，文学创作非常发达，比如东汉末期的《古诗十九首》里，描写洛阳的就很多。

贾谊是洛阳人，所以“洛阳才子”是个典故，韦庄的词：“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自认为有才华却怀才不遇的诗人们常常自比洛阳才子，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洛阳人。梁武帝萧衍写了《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之后，洛阳女儿也成了一个专门的词语。王维写《洛阳女儿行》，白居易写：“洛阳女儿面似花，河南大尹头如雪。”刘希夷《代悲白头翁》：“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后来的元杂剧《墙头马上》里的女主人公李千金也是“洛阳女儿”。

洛阳才子和洛阳女儿，给洛阳打上了一层才子佳人的柔光，和雄浑壮阔的长安有了区别。和长安相比，洛阳的政治氛围更为宽松，文学聚会、诗文唱和也更多。特别是在唐文宗甘露之变以后，一大批朝廷大臣无辜被杀，不少诗人惧怕长安朝不保夕的政治气候，纷纷选择到洛阳做官，或者挂职隐居。洛阳成为了诗人们的文艺沙龙。这个沙龙的主人是前任宰相、现在的东都留守裴度，而主角则是我们熟悉的大诗人白居易和刘禹锡。这两位老诗人已经历尽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宦海浮沉，此时看淡了一切，再也没有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而只余下饮酒、赋诗、弹琴、赏花、饮茶、谈禅。参与这个文艺沙龙的官员很多，不少人在政治上还分属不同阵营。但在洛阳这个浓厚的文艺氛围中，大家自动消除了所有外界身份，你是牛党也好，李党也好，大官也好，平民也好，有恩也好，有仇也好，都暂时放下，单纯以诗人的身份参加这个沙龙，洛阳给了跃马长安的诗人们一个休憩心灵的精神家园，一个纯粹的文艺世界。

白居易因为年老多病写了首《咏老赠梦得》给刘禹锡，刘禹锡唱和了一首《酬乐天咏老见示》，安慰白居易说人老固然体弱多病，但是阅尽沧桑之后更加富有人生智慧，“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不要以为太阳落到桑榆之间就没什么好看的了，它的晚霞余辉照样可以遍满天空，这难道不是更加壮美的奇观吗？在刘禹锡写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之后大约八年，另一位大诗人李商隐在长安写下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多好的夕阳啊，只是已经到了黄昏。刘禹锡是人生隐喻，李商隐则是强烈的政治隐喻。

同时代的两位大诗人，一个在长安，一个在洛阳，写下了意义不同却同样流传千古的名句。长安的夕阳，洛阳的晚霞，共同描绘了大唐帝国黄昏时刻的壮美奇观。借助唐诗，这壮美奇观永远留在了历史的天空之中，而这两首诗也打上了长安与洛阳这两个城市的深深的文化烙印。

搞创作，搞起来，这就是良性互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