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过14期的读书学习小组，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台湾出版的《汉斯科赫（科胡特的台译）与自体心理学》，因为它刚好是在理论和体验层面见证他人的一生。

科胡特出身于维也纳的上流家庭，母亲是歌唱家，父亲是钢琴家，她俩被誉为当时的金童玉女。因为二战的缘故，科胡特的父亲被征入伍，不到3岁的他就和母亲独自生活。母亲和他紧密融合，但直到他后来的梦境中才出现父亲的影子——某一个下着大雪的夜晚，一个面庞模糊试着敲开门的男人，从抗拒到想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被解离的体验（冻结的情感）重新复苏的过程。

他有着一个良好的家庭赋予的人文素养，以及相应的情感创伤所赋予的心理敏感，他对于自恋的理解不是基于人们平常所说的自大，炫耀，而是从一种自体的脆弱性，从一个人自恋受损后所作出的一切补偿行动的悲剧人的视角。

他有着高超的钢琴技巧，喜欢听巴赫，喜欢阅读古典文学，尤其是卡夫卡的著作。他从《论聆听音乐的乐趣》中对于音符和旋律制造的张力和张力解除过程去类比和探究关系破裂-修复动作对于一个人自体结构形成的必要性。他从对《魂断威尼斯》的文学评论中，探究理想化自体客体需要如何在另一个理想化的他人身上试着找到理想中的自我。他从非洲圣人史怀哲的经历中，去肯定人性中存在的崇高道德，而不是将它放置在古典精神分析架构下的潜意识深渊里，并将其视作动物本能的升华和防御。我喜欢他说的那句话，人类并不是如弗洛伊德所说的坠入文明花园的野兽，人生来就是人。

身边的人对他的评价都是“温暖而又疏离”，医学专业背景的他，因为一次偶然，目睹弗洛伊德乘火车离开，他看见弗洛伊德对自己挥了挥手（很有可能是他的一厢情愿，因为送行者居多，而弗洛伊德并不认识自己），从那以后他就有了一种成为了命定之人的感觉，似有薪火相传的味道。后来随着战争的影响，他来到了美国，开始接受精神分析训练，并很快从同行和圈子中脱颖而出，他被誉为精神分析先生，也就是最懂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的人。

但传承了古典理论的他，却屡屡在临床工作中受挫，当他发现来访者表现出攻击，或者是情欲化动机时，他试着基于压抑和本能理论去作出诠释，得到的却是来访者更加强烈的愤怒。他开始怀疑古典精神分析，最后他认为来访者的这些表现并非本能作祟，而是在表达一种最为合理的人类需求——自体客体需要——一种健康的，发展受阻的自恋请求，它们被重新复活到了此时此刻的关系情境，并希望得到新的发展。在那时，他好像才摒弃而一切预设，才开始真正去了解眼前那个人。

然而这些经验和声音却让他承受了最大的诋毁和攻击，他被逐出芝加哥精神分析学会，而抛弃他的都是曾经最信赖和认同他的人，说是众叛亲离也不为过。后来他组建了一个星期三小组，每周和几个信赖的同行交流案例，探索理论。他认为理解一个人必须经由经验贴近—共情式的观察，再到经验远离—对这些贴近经验作出的阐释。它并不是一种预设的权威，而是对一个活生生的人的经验最直接的通达，就像他所说的，穿着另一个人的鞋子去感受自己的主体性。

后来他将这些经验系统化，逐渐创建了自体心理学的理论架构，从狭义自体心理学到广义自体心理学，再到后来结构化的东西越来越少，而经验化的东西越来越多。他将精神分析的工作范围描述成——只有神入（共情）能够通达的领域才属于精神分析的工作范围，从而为心理学赋予了“心”（体验），而非抽象理论的描述。

他将心理学描述成一种游逸式的科学，它在主观和客观的中间地带——理论并不是权威，任何时候，当一种理论不再能解释一种具体经验，理论就要进行更改，而这种修改并不否定范式本身。后来他理解人的方式得到了更多的行业认可，事业巅峰时他成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但不习惯于人际政治的他没多久就离开了这个位置。

由于和古典学派的割裂，自体心理学几乎被抛出了精神分析的阵营，只不过他和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保持着密切交往和书信往来，在某一次安娜来科胡特家里作客时，还赠送了科胡特妻子一条项链，他们关系融洽，只是从来不谈论各自持有的理论。

书籍的最后一章，他进行了一次叫《论共情》的演讲，那是他离世前的3天。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在澄清被世人误解的东西，他说他有这个责任，只不过，大多数误解他的人，几乎都没有好好读过他的书，或者说，也不愿意去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他的一生都在为自己遭受到的误解去澄清，并不是因为他单纯的在意，作为一个对人类精神健康福祉有影响力的人，他必须要最大化的消除那些因为误解而产生的不良影响。

记得那一期小组成员只有三十多人，而不像后来已经有了几百人。但也就是在那三十多个人的主体间场里，伴随着那见证性的落幕，你能体察到所有人似乎都进入了一种绵长的悲伤和深切的感怀中。我非常享受阅读中这样的时刻，也就是能进入那个时空，进入那个世界，仿佛旁观者，又像是亲临者，有画面，有声音，有气味，有高分辨率的情感，当你在从那个世界里出来时，你将留下一些东西，将带着那个人的气质和痕迹，而这些东西将深远的影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