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尔会想起那些消失在三年级暑假的童年好友，为什么他们去了老家就再也没回来，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原来他们都要交一笔借读费然后才被允许和我这个本地小孩坐进一间教室。三年级的那个暑假，老师和我们说下个学期大家要去新学校了，当时我还不懂撤点并校的含义，只是发现邻居那个教我玩赤色要塞的大哥哥没和我一起转学，因为新的小学里没有接收残障儿童的启智班，我妈说那个哥哥以后只能坐车去很远的地方上学。所以我很清楚当一个健全的本地做题家已经是小镇世界里的幸运儿。在我离开小镇很久以后，听说一个小学同学欠下巨额赌债逃去外地，知道他名字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记忆里是他教会了我第一次坐公交车上学，他小时候块头很大，在新学校是我们这些转校孩子的保护者，后来初中毕业我去城里读高中，他在本地读职校，人人网还活跃的时候彼此添加了好友，后来渐渐失了联系，再听到他名字的时候就已经无人知晓他逃向何处。

我从不怀疑自己作为一个做题家的幸运，做题的禀赋让我持有了一项抵抗小镇惯性的微小特权，也正因如此我才有了城市生活的可能性，比如和小镇之外的人约会。于是当我面对面倾听一种城市经验主导的话语系统时，那些由小镇经验划分的幸运与不幸都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就好比你还没来得及追问户口本上的“农转非”是什么意思，主流语境已经替大家的原生家庭划好了三六九等。我受够了那些把弱肉强食包装成慕强的话术，也厌烦用智性恋掩盖学历歧视的虚伪，每一次听到那些精英主义肥皂泡里的发言我都难以抑制地感到乏味。然而每当我试图给约会对象描述一种小镇生活经验时，我又无法不怀疑自己只是说教欲望过剩，或者想另辟蹊径证明和我约会的独特。我在想假如一个人此前的观念都足以使其自恰而且没有伤害任何人，那么有没有可能她的人生就不需要另一种价值观的补充，或者说即便在一个更宏观的尺度上她真的需要，那大概率也是她个人生活经验带来的变化，而不是我，就像我也用了很多年才意识到自己与小镇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今天坐在她的对面，或许只是因为社交错配造成的观念矛盾，而造成这种错配的原因极可能是我的虚伪，既被对方聪明自信上进心的特质吸引，又否定了孕育这些特质的社会土壤。

虽然留下的困惑比我得到的答案更多，不过我也很庆幸这是一次真实的约会，至少我们不至于一言不合就回到互联网上留下两个“兄弟们我今天一句话让小布尔乔亚女破防”和“姐妹们我今天date遇到了一个穷酸男”的帖子，事实上四年前的这场约会就是我和我在北京最好的朋友认识的开始，所以不管互联网上的观念纷争有多大， 先从约会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