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的古代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古代国家，她的起源应当在国家产生以前的史前时代去寻找。对于这一阶段的研究，考古学责无旁贷应起着主要作用。从中国史前考古学现状和世界考古学的发展来看，我认为考古学对于文明过程大体上可以从四个角度来考察。
第一个角度：根据区系类型的方法来建立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这是科学地研究考古遗存的基础。从当前的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现状来看，各地区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年代序列，只是各地建立的时空框架的尺度有粗细之分。例如黄河流域的分期和分区比较细，边疆地区的比较粗。

　　第二个角度：对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结构进行研究，重构它的历史。在这方面，每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有很大的差别。以半坡文化为例，这一文化的聚落有半坡、姜寨和北首岭三个较大规模揭露的遗址，墓地有元君庙和横阵等较为完整的资料；相比之下，对庙底沟文化的了解就没有这么充分的资料。要完成这项工作，就要求我们有计划地在发掘中填补空白，选择典型遗址进行若干年的重点突破，使我们对主要的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结构有所了解。

　　第三个角度：跨越时空和考古学文化，对某一方面的演变轨迹进行梳理与研究，即对同一事物的历时比较。如对史前时代聚落、手工业、墓地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在我们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时，常常是这一阶段用大地湾的大房子，下一阶段用大汶口的墓葬，再下一阶段用龙山时代的城来说明中国文明因素的增长过程。目前已经有对史前聚落的较为全面的梳理。[1]由于并不是每个地区的各个阶段都有聚落资料，所以像兴隆洼的排房与半坡文化的环壕是地域上的差别还是时间上的早晚，尚无法定论。明确了研究的目的，我们应当有意识地通过发掘来填补这些缺环，使中国史前各种文明因素的发展线索逐渐清晰起来。

　　第四个角度：跨越时空和考古学文化，对某一时期各种文明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即对不同事物的共时研究，从先后的角度寻找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先后事物不一定就是因果关系，但先后关系是因果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通过因果关系来了解进入文明过程的社会机制。这种研究在中国尚未展开，是我们应当尝试的一个方法。

　　以上研究文明过程的四个角度也可以说是四个步骤，它们之间存在着先后的依赖关系。前两个步骤是具体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从第三步开始是超越时空的比较研究和事物之间内在规律的探索。这四个步骤基本上完成了文明过程考察中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首先，在探讨文明进程时，人们往往用一些社会变化的参数来描述这个过程，正如塞维斯(Service)对社会发展所做的阶段划分所使用的，诸如人口、战争、城市化和生产的专业化等等。[3]这些社会参数在考古中是怎样表现的，需要我们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应是符合中国历史与考古的，它不仅有利于用考古资料重建中国的史前史，而且对世界的文明起源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贡献。在这里我仅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种研究。

　　第一个例子是阿丹斯(R.Adams)在两河流域聚落研究中建立遗址等级，并赋以社会组织的含义。[4]他首先将调查的遗址的面积分为三个级别，最小的是乡，面积在1000-60000平方米，其次是镇，面积为61000-250000平方米，城市的面积在500000平方米以上。按照这一标准，把乌鲁克时期至早王朝时期的遗址统计如表2：

这个统计表明，从乌鲁克时期开始至它的后期，聚落形态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村落数量的剧增，同时镇的数量也有所增多。这个阶段是人口大幅度增加的时期，人们不得不向外迁徙，建立新的村落。这时人口增加之快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规模的剩余粮食，另一方面也是周围的游动放牧部落逐渐下到大河流域开始定居生活的结果。这时尽管遗址的等级已经出现，但是城镇的数量和规模都还很小。从乌鲁克后期至早王朝的出现，聚落形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镇以上规模的遗址数量大增，说明这个阶段是在原有的人口基础上在空间上的一次大的调整，反映了社会组织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个变革中，原有的血缘村落在解体，地缘城镇在建立，遗址的规模在向高层次发展。总之，从乌鲁克时期开始，聚落形态经历了数量增多和规模增大前后两个阶段，这正是柴尔德提出的“城市革命”在考古上的具体表现，它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最高层次的遗址——都市是城邦的前身，而遗址之间的等级又体现了整个社会的阶层分化，构成了一个城邦内的“国”和“野”。

　　中国文明产生前后没有出现过两河流域那么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血缘组织也没有被破坏得这么彻底。在属于龙山早期的良渚文化中，有反山和瑶山等几个中心址。在夏文化只有二里头一个大规模的中心址。这说明在中国文明进程中，权力的集中表现为由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若干中心发展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一个中心。[5]

　　http://t.cn/A69TagY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