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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一本书作者在中国的名气很大。就是“李约瑟难题”的那个李约瑟。这个课题在1950年代被正式提出，“李约瑟难题”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热门的一个课题，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在尝试给出自己的解答。他自已也在1950年后写了多篇论文，全在一起出了本书叫《文明的滴定》。
“李约瑟难题”问的是：在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这段漫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领先于西方，后来又为什么落后。“李约瑟难题”可以被分解成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而在欧洲率先发展出来？
第二，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也就是问中国在前3/4都遥遥领先于全球，但在最后1/4居然被欧洲反超了。

《文明的滴定》滴定是一种化学实验方法。从“滴定”这个词上也可以看出李约瑟是个生物化学家。“滴定”这个词是一个比喻，取的是化学实验里的“精确性”这层含义。文明的滴定，指的是精确地测定某种科技成就出现的时间。比如，李约瑟的研究团队确定，中国的第一座运河水闸出现在公元984年。有了这样精确的年代，在对不同文明进行比较的时候，才有清晰的标准。

他对中国很熟悉，在中国待了好多年，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了，中国四大发明就是他率先提出的。

李约瑟列举了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上领先于西方的一系列成就。随后，他尝试对自己提出的那组著名的问题作出回应。
为了回答这组问题，李约瑟对比了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文明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差异。通过分析，他认为人口过剩，劳动力便宜并不会阻止科技发展。
但分析西方历史确实有人口过剩而阻碍技术进步的例子。李约瑟认为这个逻辑更适合西方而不是中国。

他也分析中国文字，方言文太简练，往往会丢失大量的细节，但李约瑟的团队在长期的研究中，从中国的古书里找到了大量用来描述科学技术的术语，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发明家和工匠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并且通用的语言系统。另外，李约瑟也找到了细节足够丰富的古书，通过书里的文字，他们成功地复原出了中国古代的复杂机械。基于这些理由，李约瑟认为，文言文并没有阻碍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

在分析中他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和工匠，通常都拥有一个“官方”的身份。
科学家和工匠拥有官方身份，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古代中国的执政者需要掌握自然知识的人才来辅助他们管理国家。朝廷需要尽早了解全国各地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需要根据天文现象调整政策的方向，还需要兴修水利，修筑城池。官方推动的工程规模通常很大，这就让科学家和工匠有了用武之地，也渐渐地聚集到了执政者的身边。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工匠，一般都有不错的技术水平。李约瑟注意到，中国的工匠自古以来就在国际上很受欢迎。早在公元2世纪，在安息和大宛这些西域古国里，就有来自中国的冶金匠人和钻井工人。在公元8世纪，中亚名城撒马尔罕也有中国的工匠从事纺织和造纸的工作。直到17世纪，俄国派来中国的外交使节还请清朝的皇帝派出工人，帮俄国人修建桥梁。从这些历史事实来看，在官方力量的加持下，中国古代的技术人才从来都不缺市场。李约瑟据此判断，中国古代强大的官僚系统，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助力。

李约瑟继续研究发现，如果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官僚系统的强大塑造了官本位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最终间接地抑制了科技的发展。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商人社会地位很低。士、农、工、商，商人排在“四民”之末。虽然经商可以致富，但商人的财富很难得到官方的保护。中国古代的政府经常会通过严厉的税收政策打压商人阶层。财富受到威胁，这还不是商人面对的最大困境。更麻烦的是，“学而优则仕”几乎是古代中国人实现社会流动的唯一途径。最优秀的人才都在努力挤进官僚系统，分流到商人群体里的就非常有限了。在这种社会文化的引导下，即便是那些成功的商人，也会把读书当官视为后世子孙最理想的出路。这样一来，商人就没办法建立起对自己这个群体的归属感和自尊心，用李约瑟的话来讲，中国古代的商人阶层很难形成自己的“精神目标”。商人阶层没有精神目标，就没法凝聚成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目标

总结下来，强大的官僚系统锁定了“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流动模式，导致商人阶层无法形成自己的精神目标，无法团结成有自尊心的资产阶级，最终，商业力量没能成为科技发展的助推器。这是现代科学没能率先在中国生长出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之前也讲过百多年跑下来，几轮经济周期走下来，基本运作规律与传导的链条是这样的：

科技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引发科技创新》再进入新一轮繁荣

当然自然灾害、疫情等也是突发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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