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所想# 刚刚同回来的爸爸聊起天来，他说途中他曾载了一位华东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经过聊天，获知对方的导师便是邓小南之弟子，而后其又让他看了我的微博，获得了就我平日里写的东西“不错”的赞赏😂
对于学术领域知之甚少的他，只记得除了邓小南，那位研究生还佩服赵什么梅。接着我答：赵冬梅。他说：对对对！由此便不禁勾起了我的一些所思，就此方面同他聊了起来。
我说：“邓小南跟赵冬梅，虽同治宋史，我想还是有不同的。首先，两者差了近二十岁，一个1950，一个1971。其次，赵冬梅曾多次上过百家讲坛，而邓小南则没上过。因此，邓小南的著作普遍具有极强学术价值，而赵则多为科普，虽其著作中，有一本2010年出版重点讨论宋代武官的书（即《文武之间》）也具有学术价值，但这种毕竟是其著作中的少数，具体到这部，则早已绝版。”
接着我又想到了两者各自的导师，一为邓广铭，一为祝总斌。又因他其间提到了我常说的田余庆，自然多淡后者。记得赵冬梅曾在文章里说，自己到北大，最幸运的事莫过于在研究生时选了祝总斌先生作导师。而殊不知，她的学术方向是宋史，而祝总斌则专治魏晋史和两汉制度史，由此之故，据说祝总斌在指导赵冬梅的论文或主持答辩时，之前虽做了功课，但当时还是不免手心冒汗。因此我想赵冬梅之所以这样说，除了其在祝总斌那里获得学术层面的知识，更有道德方面的感染。祝总斌先生大约同田余庆一样，都懂得书不在多而在精的道理，因此其著作除了《两汉魏晋宰相制度研究》这一专著，其余则都是以他的“材不材斋”命名的论文选集。只可惜，祝先生既同周一良、田余庆先生组成“北大魏晋史三驾马车”，在今年七月初也到天上找那两位先生了。
然而这种
然而这种情况，也同样出现于邓广铭身上。邓小南作为其女，而后治宋史，这在一定程度上无疑是继承了家学渊源，因为邓广铭作为现代宋史领域的奠基人，对邓小南无疑有影响，且在十年北大荒后，1978年其来到北大又直接做了他父亲的弟子。而邓广铭，却是陈寅恪教出来的。陈寅恪既作为魏晋隋唐、诗歌梵学的大师，却对宋情有独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他给邓广铭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便说，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并对其本人进行预测，说他将来必为新的宋史研究开创之人。结果，诚如斯言，因其在此领域获得的成就，被人们称作“现代宋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而邓本人又对陈寅恪的学问和人品很是推崇，甚至在九十年代为陆建东写《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提供了很多一手资料。
这样来看，历史真的非常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