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的判例，集中在建设工程、知识产权、执行三大领域。知产类的裁判规则最稳定、说理最细致，执行类的最不稳定、不断推翻自己。原因何在？
知产类，多是确权与侵权案件。因管辖层级高，很多案件得以上达最高院。可能是被动于近10多年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不断增强，也可能是大法官们认识到了知产保护对国民经济的关键作用，法官们按权利主义原则判案，规则明晰——“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破坏了就要恢复”，权利人的损失在较大程度上得以弥补。最高法也不断创制规则，相对于其他类纠纷，对侵权者的惩罚力度是最大的。

建工类，多属合同纠纷，因标的额大，得以由最高院终审或再审。这类商主体间的合同纠纷，虽然行为主体、履行环节比一般的合同关系复杂，但如果严格按照合同自由、诚信、严守三大原则（源于合同自由一个原则），裁判规则也应当是明晰的。问题是，由于国家从资质、招投标过程等方面进行管理，公权介入，合同效力处于不稳定状况，裁判规则也增加了变数。特别是，出于保护农民工群体的目的，合同相对性与严守原则受到了挑战。大法官们为体现自己的仁慈，在这方面最为用力。

执行类，因为事涉司法效能的兑现，许多案件以执行监督的形式进入最高院。大法官们恪守执行程序规定，将大量高院法官裁判的案件发回重审或改判，很不给高院法官面子。在这类案件中，大法官们为中国司法者树立了程序正义的典范——保护当事人的程序权利、维护法律权威，也增加了法律人的信心。
但这类案件（特别是案外人执行异议）的裁判规则也最不稳定，最高院经常在一两年内甚至同一年内出现自己和自己打架、翻来覆去的判例。这就让下级法院有点无所适从了，很多人说他们由着性子搞，权大就是真理！
任性的指责，我是不同意的，原因是，最高院自我否定，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全国人民看着，下级法官看着，你打自己的脸，容易么？
真正的原因在于价值顺位的混乱——将自认为的、臆想中的公平原则、弱势群体保护原则（父爱主义）抬到了行动自由（合同自由）、诚信、自我责任等基本原则之上。职位越高的，越喜欢搞这个！
而公平原则、弱势群体保护原则，本质是没有规则的，只能起到破坏他人权利与自由的效果；特别是，由公权力来界定公平、保护弱势群体，本质上是慷他人之慨，道德上非常可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