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媒体已经把昨天鲍威尔在Jackson Hole上的讲话翻译或者解读了，这里不再赘述。简单总结了一下昨天Jackson Hole讨论的两篇论文以及IMF副总裁Gita Gopinath的发言。

1、Bick, Blandin and Fuchs-Schundeln: 工作时长和就业率哪个更重要？

通常在讨论就业市场紧度时，大家只关注失业率，而实际上工作时长和就业率一样重要。

文章发现，近20年来，欧美国家总体上呈现“人均就业时长下降，但就业率上升”的分叉走势。特别的，在欧美14个样本国家里，人均工作时长减少了9.2%，而就业率上升了4.9%。且就业率上升的越多，人均就业时长下降的就越多。

如何理解就业时长和就业率的反向走势？文章提出了就业的固定成本假说，认为如果就业存在某个固定的成本（比如必须花费固定的通勤时间），那么只有那些“不太厌恶工作”的人才会去上班，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比较长。如果上班的固定成本下降，则会吸引一些不那么喜欢工作的人来上班，这群人更喜欢划水，工作时间更短，也就拉低了人均工作时长。

文章根据这一猜想，分析了疫情后的工作固定成本的改变，认为远程办公和灵活时间办公有助于降低工作成本，但是疫情本身则给工作带来了新的风险，增加了工作成本。如果短期疫情占主导，长期灵活办公占主导，那么未来可能会继续观察到就业时长和就业率的分叉走势。

2、Fernald and Li: 疫情对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有何影响？

文章认为，没有证据显示疫情后的潜在产出水平和增速较疫情前发生了显著改变，中长期美国实际GDP增速仍然将维持在1.5%-1.75%左右。

疫情以来，人们观察到生产率数据先上升后下降，但这本质上来源于疫情期间低工资、低效率人员大量失业，以及企业不得不加大在线办公等投资所带来的资本深化，并不意味着长期生产率趋势性改变。实际上，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

具体来说，疫情所带来的数字化、线上化、远程办公可能有助于推升全要素生产率（TFP），但供应链瓶颈、疫情导致的清洁与健康方面的支出等等则可能伤害全要素生产率。事实上，学术界对于疫情后TFP变化是正还是负都仍未有共识。

尽管总体上TFP如何变化我们不清楚，但分行业来看有明显规律：那些更容易居家办公的行业，如金融、科技等，其疫情后的生产率相对更快，而不容易居家办公的行业如旅游餐饮，生产率明显更慢。

最后，文章发现收入法统计的产出和支出法统计的产出在疫情后差别很大（即GDI显著高于GDP），BLS也正在研究新的更好的衡量疫后总产出的方法。

3、Gopinath（IMF副总裁）: 疫情和战争如何重塑未来货币政策

疫情后全球宏观变化巨大，菲利普斯曲线不再扁平，IMF则持续低估通胀，而失业率缺口仅仅只能解释通胀中很小的一部分。究其原因包括史无前例的财政货币刺激、服务向商品消费的快速转变，以及疫情衰退来得太快去的也太快（所带来的非线性）。

给货币政策的教训是，通过让经济变得很热来度过危机的做法是有巨大风险的。包括可能误判了失业缺口（请参考笔者前一段时间翻译的Orphanides 2002文章），导致局部过热等。

此外，货币政策需要明确什么时候应当“忽视”当下这种“暂时性”的供给冲击，而聚焦更长远的问题。

当前通胀预期有脱锚迹象，美国、英国的1年家庭通胀预期分布持续右移且厚尾化。而劳动力供给、全球气候变化所对应的能源结构转型，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都给中期的供给侧带来了风险。

对于那些受高能源价格、高通胀和高债务困扰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风险将更大。

疫情对自然增长率r*的影响不确定。传统上我们认为不平等加剧、老龄化、过度储蓄、生产率下降对r*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债务和ESG投资对r*的影响是正面的。而疫情一方面加剧了不平等和储蓄，对r*带来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债务负担和ESG投资需求，对r*带来正面影响。

总体来看，全球经济正进入新的范式，货币政策应该更多关注供给因素，并关注通胀的上行风险。其他政策方面，财政政策不应进一步火上浇油，应当推动而非逆转全球贸易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