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底，上海火车站入口，日本宪兵正逐个翻看行李包裹，一个男人见状，突然将手中装有火药的箱子塞到了一个日本军官手中，日本军官诧异问道：“你搞什么名堂？”男人说了一句话，日本军官便乖乖接过箱子，避开了日本宪兵的搜查……

这个男人名叫周迪道，此时的他化名朱人达，是日军宪兵队思想课课长铃木政正一手下的“八大密探”之一。在众人眼中周迪道就是一个日本人的“走狗”。

殊不知，就是人们口中的日本人的“狗腿子”，却是中共潜伏在日军宁波宪兵司令部的“400反间谍工作小组”组长，代号401。

周迪道，是一名优秀的新四军战士，担任过县委组织部长等重要职务，有一次他被一个叛徒出卖，不幸被日本人抓了。

当时日寇对其软硬兼施都没有撬开他的嘴，关押了一段时间后，日本人开始想把他争取过去，就说放过他，让他去搜集新四军的情报。

面对日寇的劝降，周迪道假装答应下来，成功被释放出狱。出狱后，周迪道秘密联系上了组织，请示应该怎么办？

最终，组织研究决定，让他将计就计，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并成立了以他为组长的“400反间谍工作小组”。

“400小组”对外号称是“宪兵队密探朱家”。核心人员有9个，其中组长是401朱人达，还有一个叫徐国芬（本名徐笑奇）的女组员，代号是406，她被安排成为周迪道的“妻子”，二人假扮成夫妻便于开展潜伏工作。

有一次，中共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为浙东游击纵队的新四军搞到了一批炸药，但无法运出。在当时出城都是个大问题，更不用说运炸药了，被查到是要杀头的。

但这批来之不易的火药是必然要送出去的，组织商量后决定让周迪道和“妻子”徐笑奇去上海把炸药取回。接到任务后的周迪道，也是一筹莫展。

正急得要命，时机就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周迪道得知日本特高课课长木场太君想去上海游玩，会带着翻译程明夫妇一起去。

周迪道就找到程明，对他说道：“我们夫妻都是土包子，没有到过上海，很想去看看，要是你们肯带我们去，一切开销我统统包了。”

一听有人出钱旅游，程明当然很高兴，他将这个想法转达给了木场，木场当即点头答应了。于是，周迪道和“妻子”徐笑奇就借机来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后，他们顺利拿到了一箱炸药。为了装这些炸药，周迪道让徐笑奇买了一个女式皮箱，上面放着几件衣裳，下面装着炸药，掩人耳目。

回宁波的那天，装有炸药的皮箱被徐笑奇一手提着，看似轻松，实在沉甸甸的皮箱压得瘦小的徐笑奇都有点吃不消了。

据这位女英雄回忆：“当时我一手拎着女式皮箱，一手挽着周迪道的胳膊，紧紧跟在木场和程明夫妇后面，箱子很重，我叫帮工拎，周迪道马上拎回来塞到我手里。我硬着头皮拎，不敢慢半步。”

眼看马上就要到火车站入口，看着火车站入口两边都站着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他们对进站的中国旅客的行李箱和包裹都仔细翻看，徐笑奇心中不免紧张起来，心里暗暗叫道：“这可怎么办？”

谁知，还没等她反映过来，手中的皮箱就被周迪道提走，更让她没想到的是，周迪道竟然将皮箱直接塞到了特高课课长木场的手中。

这一举动不仅让徐笑奇震惊，连木场和一旁的翻译程明都感到意外，木场两手空空，他的包都是翻译程明拿着的。

“请您帮我把箱子拎上火车，谢谢您！”周迪道笑着对木场说道。

木场冷不丁接住箱子，掂了掂很重，诧异地问道：“朱人达，你搞什么名堂？是不是在做金子生意发财呀？”

周迪道此时将计就计，挤眉弄眼小声道：“不做点生意哪来的吃喝呀，带点‘黄货’回去补贴补贴。”

听到周迪道这么一说，木场便不再追问了，毕竟这场上海之旅的所有费用可都是周迪道包了的。

就这样，周迪道和徐笑奇跟着木场一起通过另一个入口进了火车站，因为是木场提着箱子，日本宪兵也不敢检查长官的行李，直接放行，他们顺利上了火车。

一路上也遇到过很多次检查，但都因为箱子放在木场身边，检查人员都没过问。

终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这场惊心动魄地运送炸药的旅程总算结束了。之后，这箱炸药被“400小组”其他同志设法送到了四明山根据地。

谍战工作危机四伏，但“400反间谍工作小组”在浙东区党委的领导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直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400小组”全员安全撤离宁波，回到四明山根据地。

而那只在抗日战争中立了功的女式皮箱，也被徐笑奇保存在自己的家中，直到去世她都舍不得扔掉这个对抗日有贡献的箱子。

2012年，徐笑奇去世，2015年她的子女将那个珍藏数年的皮箱无偿捐给了新四军纪念馆。

当人们来到纪念馆，参观各种革命先烈遗留的物品时，就会看到那个布满了裂纹的皮箱，它的身上记录着曾经的“400小组”在敌营潜伏时惊心动魄的岁月。

谍战英雄们早已逝世，但英雄的光辉永不磨灭，英雄的传说将永远流传！

参考资料：抗日战争纪念网：《徐笑奇：那一年，我潜伏在日本宪兵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