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一个感觉是，行政机器、公立部门、乃至各种不同属性的行动主体，它们合乎规范、道德、伦常的运转，是非常仰赖日常社会的在场的。如果放在平日，福利院里一个老人被宣告死亡，必须要通知家属，家属要到场告别遗体，不可能下次见面就是骨灰。丢弃糟蹋大量物资是非常显眼的动作，暴力破门入室动静极大，当街用木棍打死一条宠物狗是声画俱烈的行刑场面。这些动作都不是在隐秘空间里完成的，在平日避不开路人、街坊、群众的目光，极难想象会在上海这样的城市系统性地发生。

但恰恰是如今社会的在场性被阻断了。虽然我们通过摄像头看到了种种，但那是偶然，如果不是碰巧有那么一台手机拍下来了呢？很多事情都是仅有一份孤本记录的，它们的被记录不是必然的。在那些空空如也的空间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防护服后面不知道什么身份的人，在面对他们面前准备处理的那个对象的时候，他们的权力是绝对的，没有第三方的眼睛在看着他们，至少他们不会预设如此。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足够让很多系统成员曾经通过经年累月的工作而积累起来的审慎、谦抑、自我约束出现了极大的退化，这些乱象都不是在特殊状态的一开始就发生的，但后来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离谱。再小的权力，小到一个福利院工作人员的程度，在没有社会在场、没有对于监督的预设的情景下，都是不可靠的。特殊状态轻易地破坏了很多曾被以为存在的平衡，只能希望特殊状态结束以后的恢复，能像它引起滑坡那样那么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