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的使命，其伟大的历史实践，正是要让身体回归身体，让身体重享自身的肉体性，让身体栽植快感内容，让身体从各种各样的依附中解脱出来。于是，这样的后现代目标——我们称之为这个时代的伦理学目标——就具有硬币般的两面性：它既是摧毁性的，又是生产性的。福柯的理论堪称摧毁性的，它具体而微地摧毁了各种各样对身体的规训机器，这包括律法、监狱、理性以及无处不在的控制性话语实践；德勒兹的理论则是生产性的，身体在此则是永不停息的欲望机器，它活力四射，外溢莽撞，它是一架脱轨的无人驾驶的高速列车。欲望行动在本质上不是弥补性的，不是对匮乏的填充，相反，它是冲动性的，生产性的，它的气质是狂野，它的行为是胡作非为，它的领域是游牧，它的节奏是奔突，它的风格是猛烈，它的使命是解放。结果，永远流动的欲望机器冲垮了一切既定的秩序，不论这种秩序采纳的是什么形式，只要它是僵化的形式。就此，欲望机器最终生产的是一个欲望乌托邦，身体乌托邦，快感乌托邦。后现代性正是这样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以一种反希望的形式构想了希望，以一种反伦理的形式构想了伦理，以一种反上帝的形式构想了天堂。（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