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高龄的英国言情小说女王芭芭拉·卡特兰（Barbara Cartland, 1901～2000）去世，陆建德先生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写作机器停止转动》。据陆先生介绍，非凡的卡特兰一生著述723部，在她77岁的那一年（1977）她竟一口气出版了32部作品。她曾“自嘲地把自己位于伦敦以北、占地200公顷的庄园称为‘工厂’，那里不仅有最高级的复印设备，还有她的半打秘书。原来卡特兰喜欢以口授的方式写作，那些秘书专司记录之职。”[插图]陆建德先生从文化生产和读者心理学等视角分析了卡特兰的多产原因，在文章结尾处，他说：“我们也愿意向生前永不言倦的卡特兰致意。”陆先生所说的“永不言倦”或许是指自强不息的人类精神，但在我看来，“永不言倦”也是一种可贵的“机器特征”。当然，陆先生所谓的“写作机器”只是一种比喻，本文要讨论的确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机器”，“写作的机器”。

写作机器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如果说20世纪，有关写作机器的种种说法大多还只是在谈论某种幻想的话，那么，今天的情况则完全反过来了。十多年前，《光明日报》刊登了林之的一篇文章：《作家终结者》。作者把时人对软件写作的种种猜想变成了日常生活化的细节，朱清月和欧阳飞这两个人物更是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朱清月在报社翻看着当天的日报，发现过去动笔就写错别字的老同学欧阳飞居然成了知名作家，她认为这绝对不可能之事形诸报端，不是无意的报道失实，就是有意的恶作剧。在朱清月的再三打探下，欧阳飞终于泄露了“白字大王”如何成为“先锋作家”的全部秘密：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不包括大半年在图书馆抄阅各类小说，写了个软件，暂起名“作家终结者”，你还记得“丘比特之剑”吗？对了，同样的思路，更先进的算法，CPU都出了PIII了，运算的速度也跟得上。大致的过程是这样的，举个例子，我写句“夏日，黄昏，沙滩，遇，少女”，半分钟电脑就在我的文库里找到适合的文字，编排出一段六七百字的段落来，每次都不一样。

其实，让机器代替人来从事艰巨的脑力劳动，这个梦想可谓来由已久，以写作为例，至迟在斯威夫特的《格列夫游记》中就有过对“写作机器”的非常具体的描述。尽管上述事例都只是处于一种“虚构与想象”状态，但从可能性上讲，它们暗含着不容小觑的现实性。

尽管我们所说的“写作机器”与“文学工场”都是文学创作领域颇为流行的老概念，但我们试图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即把它们理解为网络文化背景下的“电脑自动写作”。笔者认为，把写作这种艰苦劳动的最基本的工作交由机器来完成，这既是人类千百年来的一个梦想，也是精神生产日益数字化的必然要求。从发展的眼光看，将人工智能引入创作领域，这未尝不是文学生产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出路。事实上，智能化升级如此神速的计算机已经为电脑机器人的自动化写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性。特别是“电子克隆时代”的文化消费的迫切需求和精神产品雪暴式的“比特化”，这种时代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已为数字化写作机器的开发试验和市场推广提供了坚定的信心和强大的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自动化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已经成为时代精神“冷风景”中的文化消费“热时尚”。

——摘自《文之舞：网络文学与互文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