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看古书》，宗鸣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大约两年前，宗先生发来这部大作的电子版，命我赘序一篇，由此让我先睹为快。在此之前，我读到的宗先生大文，主要是他研究碑帖的心得，而本书则专谈他所藏的善本。以我的理解，无论是古籍的书跋还是提要，其实都不容易写，一者需要有所发现，二者很难突破前人的笼罩，在撰写形式上尤其如此。因为古人所撰书跋已经包含了与之相关的所有要素，后人所写只能在那个框架内打转转。

然而，宗鸣安先生却能别出杼机，我读过他的大作后，总结出八个特点，而他的这些特点对于前人所作来说，既有突破，又有继承，且有创新。比如第二点是不盲从前辈。以闵凌刻《南华经》为例，按照传统著录，该书基本上著录为“明凌氏四色套印本”，王重民先生的《中国善本书提要》以及沈津先生主编的《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都是如此著录。宗鸣安仔细研究自己所藏之本，认为在紫、青、红、黑四色之后，还有一种深红，其发现认为这两种红色有区别，书写笔体也不同，所以他认为《南华经》应当是五色套印本。对于前人为何将该书著录为四色套印本，宗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受了叶德辉“五色套印，明人无之”一说的影响。其实闵凌刻中还有其他的五色套印本，叶德辉的说法显系有问题，然而《南华经》由四色升格为五色，这确实是宗先生的一个发现。

如果不作细心比对，后人著述时大多会直接引用前人著录，正是由于宗先生的细心，方使得业界得知凌刻《南华经》还有五色套印本。但是四色套印本是否存在呢？这需要做更多的比对方能得出明确答案。有的学者认为，各地出版了大量的善本图录，完全可以由图录中的书影予以比对，甚至可以用电子版来做比对，其实无论是印刷物还是电子版都有色差问题，就鉴定版本而言，唯有细看原物才是正途。遗憾的是，公共馆藏出馆手续繁复，无法将不同馆所藏同一版本放在一起，进行比对，因此这样的突破只有像宗先生这么认真的人，方能留意一些细节差别。

从本书所收善本情况看，宗先生不关注稿钞校本，这也是他与传统藏书观有差异的地方。在版本著录方面，宗先生也有自己的突破，我将他的第七个特点总结为：”

七：书名著录突破业界行规。按照传统的著录方式，书名项都要按照首卷第一页第一行的全称，然而宗先生该书却能突破这种行规，仅用行文中的简语来作书名。比如《文清公薛先生文集》，本书的题目则为《薛文清公文集》；而《文选》一书，宗先生给其起名为《唐藩刻昭明文选》，这句话把刊刻地也加入了书名中。同样还有一些书名项，宗先生把刊刻时代也冠在了书名前，例如《玉篇》被称为《元刻玉篇》，而《欣赏篇》则为《明刻欣赏篇》。但是，余下来的二十余部明刻本，却在书名前没有冠以“明刻”二字，而其他的清刻本也是如此。由此推断，宗先生对于书名项的标示只以业界的通用习惯来称呼，而并不介意这样的著录是否是按照固有的规范。同样，该书中的附图，也没有按照传统的习惯予以书名、版本的图注，这些都是他能够突破固有概念的地方。

直到今天为止，各家公共馆藏著录善本仍然不标明纸张，我对此呼吁多年，出于各种原因未见效果。而宗先生在书中谈到了古书用纸问题，可见他也注重古书用纸的探讨。其实古书用纸原本是古书鉴定的重要内容，可惜业界在这方面的重视度一直没有太大的提高，而宗先生至少在四处用了较长的段落来予以探讨，这是在其他书志中少有的关注点。

比如，宗先生在《渼陂集》中特意讲到了陕西刻书用纸，这是少见的关于陕西用纸的论述。而他在《杨斛山集》中又详论了陕西所产白皮纸跟南方所产的白棉纸与竹纸之间的区别，他同时指出，陕西白皮纸在印书上的缺点，但这种纸张也恰好成为了判断刻书地的依据。在《诗宿》一篇中，他也对皮纸、绵纸和竹纸在使用上的优劣做了相应比较。在《五伦书》一篇中，宗先生探讨了明代宫装之书的特色，以及本应的题签方式，同时也谈到了该书的用纸，这种有意的探讨是其他书志中少有提及之处。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宗先生的藏书观有其独特性，他能因地制宜，根据所得来组成不同的专题，再通过比勘找到与前人不同之处。通过翻阅本书，可了解一位藏书家的观念，这就是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