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刘纲纪美学通讯》，杨斌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是周音莹、夏春锦策划的《蠹鱼文丛》之一种。对于本书的来由，杨斌在编后记中谈到他十几年来一直在编纂《李泽厚学术年谱》，为此与李先生有较多的联系，但是他却不知道，李泽厚与刘纲纪有这么多的通讯。杨斌是偶然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中得知此事，刘纲纪在访谈中说，他至今保存着写《中国美学史》时，李泽厚给他的七十多封信。这个访谈是2007年前后的事，十年后杨斌方看到此报道，认为这些信对修订《李泽厚学术年谱》很重要，于是立即向李泽厚求证。李先生表示确有其事，若要发表，则需要征求刘纲纪的同意。

于是杨斌转辗通过关系联系上了刘先生，而后来到武汉刘先生的寓所，刘先生回忆了自己了李泽厚之间的交往，并拿出一本精美的《刘纲纪书画集》，翻到其中一幅作品《唐杜甫诗〈春日忆李白〉》轻声朗诵起来，而后说：“李泽厚的性格像李白，而我和杜甫相似。”

杨斌拿到了这批信，住在武汉大学校工的招待所进行整理，因为辨识字迹有些困难，经刘先生同意，他将这些信复印下来带回苏州慢慢考证，用时三个月整理出来后分别发给两位老先生。李泽厚看到电子稿后不久，就给杨斌寄来一大包刘纲纪给他的信，这令杨斌大为惊喜，因为他可以将两人通信的顺序衔接起来。于是就有了此书之成。

本书就是杨斌的整理稿，他以系年的方式排列李泽厚、刘纲纪往返来信。阅读此书，感觉有些信读不出前因，这缘于两人的通信并没有完全保留下来，更何况熟人之间说话会有很多省略语，但我还是能从中读到一些两人的观点和对一些问题的态度。比如1984年，李泽厚给刘纲纪的信中写道：“此次去意，非敢相瞒，为不欲张扬也。多年得一教训，文未成事未竟者暂先不言，否则无事生非者极多，渐尔养成习惯。”

这种说法给我以警醒，有些事真的不能事先张扬，否则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相比较而言，写信更具私人性，有些话可以毫无顾忌的说出来，比如李泽厚说：“台、港多奉徐复观书为圭臬，亦如来信所言，不过尔尔。且认禅即庄，未免毫厘千里之失。”这种说法虽然仅限于个人的观点，却能窥得李先生对一些人的真实看法。比如李在1986年的信中写道：

我尽量避免开会、讲演、会见青年之类，但仍不能完全逃脱。（中国文化书院邀了若干名人演讲，听讲者却要我讲，仍坚拒之。）奇怪的是，几乎每去一处，小如曲阜，大如上海，青年们却似某种狂热来欢迎，颇为感动和惭愧。中国今日之无人，致使青年们饥渴如此。《古代》一书亦迅速售空，幸亏上峰对此并不甚了了，否则会倒霉的。

寥寥数语，可以看出李泽厚的真性情。
相比较而言，刘纲纪先生信中所写更多的是阐述一些观点，比如他在写僧肇时说：

魏晋思想似始于哀叹人生之空幻，中欲以玄学解决之，后复又归于佛学之空幻。乃因玄学之解决实未真解决，由哲学而入于宗教似亦必然之事耳！至少在过去的时代，宗教有不能为哲学代替之点，哲学无力解决者，最后只好诉之于宗教。

这段文字感觉是在做学术定论，可见学者本色在处处都能表现出来。相较于刘纲纪先生的冷静，李泽厚在写信时更能一吐为快：

我受气多年（至今也有一些人仍想暗算），得一结论：迄今为止，世上公平事最多只占十之二三，不公平十之七八。正因为此，也才有人生奋斗的意义。丑类如斯，不能退避，予以当首棒打为宜。但自己切不可动真怒，不值得也。所以我屡次劝兄不必太好讲话，一些事干脆推掉，关门著书，其他置之不睬不理（我多年取此政策），又看他如何？不知以为何如？

我对李泽厚的了解仅限于《美的历程》，读到他的这些信，方进一步了解到他的一些想法形成的原因，这正是信札的魅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