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挖到旧坛子内藏30块鸦片#正巧上个礼拜听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讲述人所在的单位，多年前接收了从北方某处老房子夹墙里挖出来的鸦片砖。带包装，看起来特别老，上面有“隆记”（音译）字样，当地同行认为这是南方的东西。讲述人受委托，去某局查所藏的民国以来档案。结果弄清楚这应该是民国香港那边公司的，鸦片砖经销到华东，又卖到了北方。

ⅰ图一是一张“福隆公司股票”，时间：民国三十一年，即1942年。董事：长福，指的是陈长福。陈是当年厦门鸦片界的四巨头，他创办的福隆公司主营业务就是经销鸦片，相当于顶盘商，然后把东西批售给二盘商，即二道贩子。

ⅱ今天的中国史学界，关于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并没有做完。比如，到底蒋的禁烟和鸦片政府专营生意如何评价？还有人在做。大体上，鸦片问题在1920-1930年代，是旧中国的一大内政问题，这个问题直到1930-1940年代也没有完全解决。在前一个时间段，地方军阀、烟商、帮会多方势力一起做鸦片生意，比如四川军阀刘文辉有“新华实业公司”，其船队输送鸦片货物为主，而且有地方军队、中央海军的护航。当时鸦片烟货的运销网络，有一条主要的路径跟前不久破获的境外贩毒网络类似，就是从西南到武汉，再流通全国各地。看数据：1912-1926年烟商所设的银行占到了华资银行总数的27.5%！流动资金很大。多地还有鸦片贸易从业者组成的法团组织：“药品商友公会”、“热膏同业会”那种。

ⅲ在后一个时间段。西方教会是最早的反鸦片主力，而且他们是通过当时的国际联盟、国际反鸦片协会（这些组织已经开过多个里程碑国际会议了，形成了一些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重要公约）去向北京政府施压；以它们为主力的“中华国民拒毒会”（但会长是黄炎培）到了1937年被迫停止业务。1931年，《总理遗训禁绝鸦片案》通过，面子上有了禁烟的样子，但实际上在那前后多地贩毒案，背后多有国民政府高官和军方涉入，最高涉及到了宋子文。不过，这些人贩毒不仅仅是自己赚钱，还有增加财政收入的考量。联系近代史，蒋要连续多次打打仗，在西南用兵，所以需要大量经费。所以，蒋曾经兼任“禁烟总监”，但主要目的不是100%禁绝鸦片，而是要“加速鸦片专卖政策的军事化”，总之一方面通过“鸦片政治”对地方军阀尤其是滇系、桂系釜底抽薪，另一方面大笔的鸦片特税收入是当时的蒋不可能放弃的重大财源。1937年，国民政府官员告诉美国外交官：“将近一半的鸦片收益是作为地方省份的津贴，其余则是委员长的特别军费”。

ⅳ所以，抗战爆发前的上海谁是最大的鸦片头子？杜月笙及其三鑫公司。那么，贩鸦片的杜老板就是“上海禁烟委员会”负责人。看似矛盾，实则非常自然。#科学人医疗社会史#

最后分享一本书，Opium, State, and Society: China’s NarcoEconomy and the Guomindang, 1924-1937；以上部分译文出自台湾师范大学的刘冠麟，所引原文就出自这本书。#洞中秋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