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知识# 旧时徽州“讼棍”中，有一群与大众印象中“挑唆别人打官司,借以从中牟利者”大为不同的极端积极分子。
这些人生于大姓之家，吃着宗族福利，大体衣食无忧，但却没能取得自认为应当获得的“地位”（有的或许有些功名，但未能挤入特权阶层）。
所以，他们“挑唆别人打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们先说第一类，“挑唆别人打官司,借以从中牟利者”。
《资本论》中提及的唯一一位中国人王茂荫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撰写的《歙邑利弊各事宜》中，提出“请恤商民”。指出徽州人多出外经商，家中只有老弱。地方讼棍往往借端生事欺凌，一些不怀好意的亲房也常将他们的田产盗卖，虚填契价，勒令取赎，否则强行管业，或诱其族邻以无据之账，挟同逼索，以便分肥。商民在外谋生，很多人并不殷富，既无时间也无能力与他们理论，成为社会的一大弊病。希望官府能够对商民提供保护。
这类讼棍主要是为了求财，不是最难对付的。
第二类就不同了，他们舟车劳顿，为的只是一口气，这口气不是正气而是怨气。
徽州文书“嘉庆朝我徽郡在六安创建会馆兴讼底稿”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子：
嘉庆十四年(1809)，在六安营商的徽商计划在州治东北儒林岗下六安儒学之左创建会馆，当地贡生李若桂等闻知，认为儒林岗是儒学风水来龙入首之地，历来不得挖掘建造，于是在三月初五日禀告到六安知州处，要求示禁。
三月二十九日，徽商程岭梅、程辉宇等上呈词，称徽商在六安经营，拟建会馆为驻足之所，从来未闻有伤风水，要求知州秉公断案。
以徽商为一方，以当地士绅为另一方，双方围绕是否禁止在儒学左侧兴建徽商会馆爆发了长期诉讼。在诉讼中，六安当地士绅除了指控会馆破坏当地风水外，还指控徽商在六安州城地方开设典铺、银庄数百家，拐骗银两动以万计。
为了坐实徽商确是奸商，六安当地士绅专程请来徽州讼棍诬告徽商（这是我反感有影响力的中国人在境外公开社交媒体发言时，不尊重客观事实，只为了一时愤慨就胡乱转发的原因）。
徽州讼棍到来后，六安当地士绅又以“自古以来士贵于商，官府理应支持士绅的控诉”为由，裹挟官府。
徽商则以申辩徽州并非人皆完人为由，希望辩证看待（不否认确实有奸商存在），且指出此类指控与兴建会馆并无关系，不应当作为裁定徽商是否能建这座会馆的依据。
知州先后六次要求当地士绅会同前往勘查，但口口声声说“要依法处理”，请来“徽州讼棍”的士绅，在前次裹挟官府判案后，这次又玩起了拒不到场的套路（不到场，知州担心裁定后，士绅们又以“罔顾王法”为由，诬告知州，毕竟他们压根没去看过）。
五月十五日，知州亲自到会馆前后履勘，查明会馆与儒学风水并无妨碍。徽商认为知州既然已经亲勘查明，就不应该继续拖延，而应准令开工（算是依法办事了）。
六安士绅察觉官司可能打不赢了，于是提出愿意捐输银两，另外买地为徽商会馆地基。
徽商拒绝。
知州也认为此举日后将祸患无穷，所以明确批示不准。
在此后长期争讼过程中，知州一方面不认为会馆有碍当地风水，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得罪当地士绅，迟迟不做最后判决。
七月中旬，知州在无法再拖下去的情况下，将此案上报安徽巡抚，要求派大员将来实地处理。
安徽巡抚接到禀文后，做出明确指示，既然已经查明会馆并无妨碍风水，则当地士绅依然纠众阻止，其为挟索未遂煽诱捏控，毫无疑义。徽商在该地经商谋利，也必须与当地土民和洽，方可相安。同时批评知州处置不当，政令不行，难以胜任，将照溺职例严加参劾。九月二十六日，依据安徽巡抚参奏，原知州被革职，新知州到任，徽商与士绅双方照前控诉不已。
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初六日，知州亲赴实地勘查，并将六安州绅士和徽商齐集州衙公堂。知州称依此地形，不能不让徽人盖会馆。同时劝徽商会馆可不过于盖高，给当地士绅留有情面，双方今后要和睦相处。
六月十六日，知州给发谕帖，准令徽商兴工建造。徽商遂复兴工盖造，会馆于七月二十四日上梁。
此后，六安当地士绅仍然几次兴讼，将官司一直打到两江总督处，直至十二月，整个诉讼案件以徽商最终获胜宣告结束。
依法治国才能尽可能保障每一位合法公民的权益，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有些喊着“依法治国”却处处“不站法只站圈”的跟着叫唤，实际上只是因为自己未能获得特权而已，他们并不是我们的盟友，只要满足了他们的条件，他们可以摇生一变成为反对者。
最后补充一句：
如果清代有网络，有社交媒体，第二类讼棍绝对是超级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