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001
21-12-10 11:59

《读懂中国画:画家眼中的五十幅传世名作》,邵仄炯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大概去年疫情正炽阶段,邵先生告诉我,喜马拉雅的顾文豪等先生约他做一档介绍中国画的音频节目,还是因为疫情,我的寻访之旅被迫中断,因此若能听到邵先生用音频来讲古画,当然是很开心的事情。此后不久,喜马拉雅的人找到我,让我写几句推荐语,于是我把自己对邵先生画作的感受写了出来。

本书乃是邵仄炯先生根据他的音频整理而成,当然,我没有向他确认是先有文字还是先有音频。就本书的通俗易懂以及语言的流畅性来看,应该属于前者。从目录上看,他所谈的50幅古代绘画并非一画一篇,而是有详有略,以历史朝代分章节,从东晋到清共分为七个时段。本书大32开,平装,全彩印刷,使用锁线订,这种装订方式可以使得每一页图版都能够平展开来,最利读者观赏。

书前有两序,序一出自上海师范大学美术教授邵琦。邵琦先生认为,在当下的语境下,普及中国画绝非易事,人们在观赏绘画时总会问到某幅画有什么意义,邵琦说:“当这样的问题指向西方绘画时,答案往往是丰赡的,而指向中国画时,答案则往往是枯索的。”对于中国绘画的演进历程,邵琦给出一这样的分期:“大体上,两汉及以前,是意义时期;魏晋到唐代,是意义渐趋式微,趣味日益月滋的过渡时期;宋代以降,是趣味时期。”

因此他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画的概念乃是以趣味为旨归的绘画,而宋之前的绘画,大体归入了工匠画。对于前者,大多的论述含贬斥意味。有时我在想,一个思潮是否应当本持一而贯之的观念,我们不可以一边大力弘扬工匠精神,一转头接着贬斥工匠画。而邵仄炯先生对一些名画的解读就能够本持着统一的逻辑,这份客观于今而言尤难可贵。

他在本书中讲的第一幅画作是顾恺之的《洛阳赋图》,他讲述的基本模式是先阐述画家的成就,而后讲解该幅画作在中国绘画史上有怎样的独创性。他之所以以顾恺之为讲座的开端,乃是因为:“在他之前,绝大部分画家只是工匠,几乎不在作品上留名,而顾恺之是第一个在作品上留下自己名款的画家。自他之后,中国画家得以青史留名。”

邵先生在文中介绍了《洛阳赋图》的藏地、尺寸以及图中描绘的内容,讲到在顾凯之之前,中国的人物画具有强烈的平面化和图案化的特点,而后谈到了顾恺之所绘洛神的形象对前代造型特点的继承。他说顾恺之在绘制洛神时,注意点并没有放在女神的五官上:“在中国古代绘画中,对于女神不太强调个性化的表现,也不专注于细节的美丽,她们的美是一种符号,一种造型,也是一种神采。”

接下来邵先生借《洛神赋图》来穿插着讲解中国绘画技法,他说此图技法用的是“高古游丝描”,面后他解释了这个名词的内涵,以便让读者在欣赏绘画美的同时,也能够汲取些基础知识。但邵先生并不止是用中国语言来谈中国绘画,他的文章会经常用到中西对比:

西方艺术中的人体美追求的是视觉带来的触觉想象——皮肤的弹性、真实的肉感,因此在西方,雕塑比绘画先成熟。而中国的绘画是表现文字带来的视觉想象,优雅、飘逸、婉约的文字美感决定了文学的成熟早于绘画。

如果以偏爱来论,我似乎对中国山水画更有些感觉,比如五代荆浩的《匡庐图》就是我的偏爱之一。邵仄炯说此画是中国山水画成熟的重要标志,他甚至将此图称为中国山水画的“独立宣言”。邵先生不失时机地给听众讲解该画用了中国传统画中独特的“皴”法,而后他解释什么叫“皴”,如何用毛笔来皴,皴法能够出现什么效果等等。他说《匡庐图》是现存最早采用皴法的山水画,皴法也体现了画家对笔墨的理解,邵先生在文中很少引用典籍原文,但在此处他引用了荆浩的所言:“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

这句话道出了荆浩的笔墨观。但究竟何为笔,何为墨,学界历代有不同的解读,而当今最为流行的一句莫过于“笔墨等于零”。邵琦先生的序中于此语后用了句“之类忽悠之辞能甚嚣尘上”,因为他觉得趣味品赏在被边缘化的过程中,不仅失去了既有的话语权,甚至连植根的基础常识也被剥离殆尽。

几年前我到陕西的大山里去寻找范宽的遗迹,因为我从网上查得他所绘的《溪山行旅图》有真实景观存在,如此说来,这幅名画乃是实实在在的写生作品。如何来解读中国画的写生呢?邵仄炯在荆浩一文中说:“中国画的写实,就是以感性的方式来‘图真’,画出外在形貌和内在实质。”这句话总结得颇为凝炼,所以我一定要到实地去找到《溪山行旅图》的自然所本,显然是一种我执。

邵先生讲到了这幅名画的重点技法是“雨点皴”,他借此对比着说明了董源、巨然的披麻皴与雨点皴的区别。同时他讲到雨点皴的特点:“雨点皴的笔痕似乎不像是用毛笔这样轻柔的工具画出,而更像是一位雕塑家用凿子和锤子无数次敲打镌刻后留下的。”而后他又对比了文艺复兴时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雕塑,他说范宽同样迷恋于石头,只不过他是用画笔来表达对自然的虔诚与敬畏。

同样,邵在讲述李唐的《万壑松风图》时,也重点讲述了李唐运用的一种新皴法——“斧劈皴”,他将该皴法与披麻皴进行比较,认为“前者以线见长,后者以面取胜”,并且说自李唐的斧劈皴之后,又出现了乱柴皴、刮铁皴等,通过这样的讲解,可窥得邵先生对于绘画史和各种绘画技法的稔熟和留心,而这正是该专著受到读者欢迎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