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敌对诗歌，却允许歌颂神衹和英雄的诗歌重回他的理想国。柏拉图批判书写，却为引领灵魂正当转向的书写言辞辩护。一句话，不论是言辞还是文字，都必须以关爱灵魂为要务。

如果毒害灵魂，诱惑灵魂堕落，让智慧降格为智能，让生命向技术投降，什么样的技艺创制都在批判之列。

书写技术既是补药又是毒药，增益记忆却损害回忆，这是精神的两可悖论。

在柏拉图的语境中，这种对立起源于历史和政治的必然。柏拉图论辩的锋芒直指后启蒙时代希腊世界盛行的智术，那些精于技艺且工于心计的智术师滥用“药物”(修辞术、演说术、书写术、表演术等等)，让希腊城邦的精神陷入危机。从这个角度看，柏拉图意义上的“药物”乃是精神极端贫困化和知识彻底丧失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正如后世的机器工具是构成生产者极端贫困化的主因。

工人，包括生产知识的工人，被剥夺了他们自在拥有的关于灵魂的知识。他们的灵魂裸露而无人关爱。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领袖霍克海默( M. 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 T. W. Adormo)早就发现，技术垄断、大众文化与极权政治互为表里，暗通款曲。

——摘自《古典的数字人文主义——从柏拉图哲学看数字技术时代人类精神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