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笃斋藏吴大澂手迹四种》，吴大澂著，李隽编，赵云策划
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乃是“敦堂书画金石文字丛刊”第十一种，22开全彩印刷，经折装一册，另附一册释文，以及一纸证书，上面写明本书精装版共出版了600套，我之所得为第493套，另外还有精印800套，不知精印和精装有何区别。然而我之所得带有锦帙包袱，可能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其包袱制作手法颇得古人神韵。

本书前有李军先生所作序言，这篇序写得颇具故事性。该文从同治四年写起，这年春天吴大澂中举，随即远赴京师参加春闱，可惜名落孙山，只得悻悻然踏上归途。在苏州他见到了落职隐居于此的吴云，吴大澂深受平斋青睐，两人函札往返，探讨焦山鼎之事。对于这段往事，顾廷龙在《吴愙斋先生年谱》中有所涉及，然李军认为“但交待的不甚明晰，而本书中恰好收有吴大澂‘乙丑日记’稿本，虽然仅是两个月的片段，却足勘珍视。”

为什么这么说呢？李军放下暂时不表。他先谈同治七年吴大澂得中进士，“落魄时并未雪中送炭的同乡潘祖荫一改昔日态度，对他分外热络起来”。潘祖荫仅比吴大澂大五岁，但他不到四十岁时，就已官至吏部左侍郎、户部右侍郎，更是吴氏的座师。此后潘氏对吴大澂颇为倚重，李军说潘祖荫除了让吴大澂办理笔墨之事外，“还请他入市特色青铜器，编订藏器目录，勾摹彝器图等，可以说，吴大澂是潘氏《攀古楼彝器款识》成书的主力。”

对于笃斋所藏《乙丑日记》之价值，李军讲到吴湖帆旧藏有潘文勤致吴愙斋手札三百余通，而吴大澂的复函部分藏在国家图书馆，笃斋所藏乃是其中之一册，而这一册的内容基本上是同治十二、三年间所写。接下来李军重点谈论吴大澂的书法，他说吴氏给同道好古者写信时，比如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等，“不时以篆籒书之，常人则以行书出之。”到其晚年，吴大澂的信函用大籒书写者几乎绝迹，因为与之论道者陆续凋零。晚年的吴大澂大多是用黄山谷式的行书来写信，为此他所用笺纸的栏格也比其早年所制要宽了不少。

从此日记中能读出当年的一些历史实况，比如他在初九日写道：

至神尺堂，庭前植秋花数丛，冷艳萧疏，殊可人意。时日方中，因念寓中炊将熟，徐步而出。至新北门外洋泾新桥西首，有夷人督土工二十余人，各持铁铲挖掘河道，以铁索蝉联缚之如缧絏然。询途人云，係巡捕所获小窃及罪繋各囚，责令充工，满三月而放，罚轻者递减云云。

在十月二十日，吴大澂记下了这样的生气事：

清晨纂《焦山鼎》半卷。至柳门处贺清音，詶应竟日。芝生母舅以同巷咫尺而不至，余疑其病，夜饭后往询之。则见一屋五六十人，讙呼聚博，余至竟无侧足之地，不觉愤气填胸，遂大声疾呼而责之，并谕众人以后不准再来聚赌，众皆愕然，言竟不禁下泪。世家门第，何一败至此耶？二更归。

同治四年，汪鸣銮考中进士，因为汪与吴是表兄弟，他特意到汪家参加庆祝活动，其中有位亲戚住在同巷而未来贺喜，吴大澂以为他有病，等活动结束后他前往此人家中观之，结果看到这人带着五六十人在家里赌博，吴大为生气，当着众人斥责此人，令众人面面相觑。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吴大澂为人之正。

本册手札原件中有章士钊跋语三则，其中一跋中写道：

愙师文采照耀一时，甲午之役误于勋胄，辜负雄心。徐颂阁函中所谓“雅歌投壶”即指吴军而言。当时主战者自负清流，实皆书生，李文忠老谋持重，群目为汉奸，及遭惨败，牵羊谢敌，终仗文忠。书生误国，千古同慨。

吴大澂因甲午之败，受人指责，章士钊于此谈到书生误国之事，他还在另一则跋语中谈及见到吴大澂时的情形：

岁乙未，湖南大旱，吴清帅丧师关外，新返湘垣，在长沙龙伯侯爷庙行香，由抚署又一村步行出街，因革职留任，故头載（带）无顶凉帽，伛偻缓缓前行，忧容可掬。余时读书营盘街三公祠内，去庙址近，曾目睹此段故事。缄中所谓“治军不利，愧悔交深”及“旱象已成，祈祷无灵”等语，旧影憧憧在眼，迄今已五十四年矣，三复怃然。

被贬的吴大澂神情落寞，头无顶戴，佝偻着身体缓缓前行，章士钊看到了他一脸的愁容。虽然章士钊写此跋时，已是见到吴大澂的54年之后，但这段描绘瞬间让人脑补出战败后的吴大澂形象。也许这就是原始史料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