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的读法》，西川著
北京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2020年6月第3次印刷

今年5月21日，北京活字文化公司出版家董秀玉老师组织了一场神仙会，地址是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旁的李石曾旧居内，蒙吴浩先生之邀，我应约前往。于此第一次见到董老师，她的儒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在该会上也结识了多位出版界的名家，假如活字文化总编李学军老师，以及副总编刘净植老师。为了能够让大家得到艺术滋养，吴浩先生特意从南京请来一位古琴家给大家弹奏，正巧活字文化编辑黄昕老师也酷爱古琴，她现场弹奏两曲，顿时间严肃的会议变得气氛活跃起来，至少让我体会了一把“如听仙乐耳暂明”。

李石曾故居处在西山的半山腰，环境极雅，然交通略显不便，会议结束后，神仙们又还原成了俗人，打车来的神仙叫车极为困难，于是开车来的几位纷纷顺道带朋友进城。刘净植与黄昕与我顺路，我们一路上聊着出版的故事，一面抱怨着北京的堵车，今天是周五，又赶上下班时间，这很考验驾车者的耐心，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于此最具作用，因为我们一路上竟然聊出了四个出版选题。

正因这个原因，此后不久刘老师又与我见面，跟我商量选题同时，赠我三本活字文化所出之书，此为其一。如何来解读今与古的问题，作者西川在《小引》中引用了东汉王充在《论衡·问孔篇》中的所言：“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唐代的孟郊对此予以了呼应，韩愈在《孟生诗》中说孟郊：“常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西川对王充和孟郊的观点有着如下阐释：古人并非高不可攀，他还做了进一步解读：

我们从当下出发，只要能够进入前人的生死场，就会发现前人的政治生活、历史生活、道德麻烦、文化难题、创造的可能性，与今人的状况其实差不了多少；古人也是生活在他们的当代社会、历史逻辑之中；而从古人那里再返回当下，我们在讨论当下问题时便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既然如此，应当如何读古代诗文呢？也就是读者应该把古人供起来读，还是努力把自己当作古代的同时代人来读？如果是前者，西川认为这种模仿有如李贺所说的“寻章摘句老雕虫”。即便如此，为什么唐代出现了那么多的大诗人？而这正是他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探求的问题。

西川首先对唐诗作了概括性的分析，也就是说，流传后世的几万首唐诗真的都很好吗？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唐代佚诗呢？为此他谈到“铜官窑”窑址发现了大量中唐以后的陶器和瓷器，上面有一百多首唐代诗歌，这些诗歌肯定是工匠或底层人民所为，上面的诗句有“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种口语式的诗歌。即便是唐代名家，有时也会写出平庸之作，比如那冠绝千古的《春江花月夜》，仅此一篇就让人记住了张若虚，其实《全唐诗》还收录了他另一首《代答闺梦还》，西川说，这首诗写得稀松平常，简直像另一个人所作。

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对唐诗如此的崇拜呢？西川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说人们把唐诗封入神龛，竟然是通过大规模缩小对唐诗的阅读，因为唐诗体量太大了，于是就有了选本《唐诗三百首》。西川夸赞编者蘅塘退士，虽然他与唐代隔着明、元、两宋，但这个选本却十分成功，居然成了一本独立的名著。但是，如果人们拿《唐诗三百首》作为讨论唐诗的标准，那就等同于以清中期的审美标准作为我们当下的审美标准，也相当于拿当下中学语文课本所选的文章作为讨论文学的标准一样，显然是错误的。

那么，唐代人是如何写诗的呢？有不少的诗人都有大量的诗作，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灵感？西川说他探究到了唐人写诗的“技术性秘密”，他举出了日本佛教真言宗开山祖师空海在《文镜秘府》中的所言：“凡作诗之人，皆自抄古今诗语精妙之处，名为随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兴若不来，即须看随身卷子，以发兴也。”

看来唐代诗人随身揣着一本卷子，上面以分类的方式列出一些名家名句，一旦文思枯竭就拿出来翻看，如果确是这样的话，真是让我哑然：我小时候也喜欢摘抄名家名句，也曾有一个小本子，在写作文时生搬硬套的把一些好句子用在作文里。读到空海的这段话，让我陡然信心大增：原来我比唐代大诗人也差不到哪里去。但是他们的诗句却能千古流芳，如此说来，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故西川把他们摘抄好词好句的分类方式，称为是“类型化写作”，他认为：“古人诗歌写作的类型化特征与传统绘画，以及寺院佛造像、戏曲等的类型化特点基本相通。这大概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特征。”

对于唐代古诗的发达，西川认为，跟唐代的科举考试有一定的关系，唐代的阅卷方式与宋代不同，宋代诗卷封名，而唐代不封名，所以唐人以诗赋谒公卿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些行为推动了唐诗的发达：“客观上说，唐代以诗赋取士还是促进了社会对诗歌写作的重视，使得诗歌写作成为进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川有些观点与人们惯常的印象不同，比如白居易的诗作被认为是写得很浅白，宋彭乘的《墨客挥犀》中称，白居易每作一诗都要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只要对方听不懂，他就会一直改下去。然而西川却认为，“白居易是居高临下的”，他甚至认为：“即便没文化的老太太能听懂白居易浅白的诗歌，浅白的白居易也并不真正在乎在老太太们中间获得铁杆粉丝团。”

那么如何评价白居易诗所呈现出的“白”呢？西川说：“他诗歌中的日常有限性、私人叙事性、士大夫趣味、颓靡中的快意、虚无中的豁达，根本不是当代人浅薄的励志正能量贺卡填词。”

既然唐诗大部分是高贵的，那么明清时期也有科举制，为什么没有出现唐代诗歌的繁荣景象呢？西川在本书中从八个方面予以了分析，比如他认为写诗是唐代人的生活方式之一，他们喜欢涂涂写写，在人流密集的名胜之地，都会为诗人准备诗兴大发时挥毫作诗的白墙，后来题的诗太多，人们又准备了用于悬挂的“诗板”。西川作了如下比喻：“今天的人们喜欢胡涂乱抹的内容是‘某某到此一游’或者‘某某爱某某’。当代中国人已经无文到如此程度，搞得写诗像一件非法勾当。而在唐代，连小流氓身上的刺青也是‘诗意图’一类。”

对于唐诗的衰落，西川认为：

唐人写诗，是充足才情的表达，是发现、塑造甚至发明这个世界，不是简单地把玩一角风景、个人的小情小调。宋初西昆体诗人们选择晚唐诗，尤其是李商隐的典丽作为写作楷模，但很快被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所修正，之后的多数诗人们继续发现、塑造世界与人，并开拓出自己的诗歌宇宙。到了明清，诗歌就不再是探索的媒介了。

但西川同时发现，唐诗的发达让思想界付出了代价，比如唐代没有出现大思想家。他认为汉代的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有与帝国相称的思想遗产，有结构性的写作”，但是，唐代也有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等，西川却认为“他们都是灵感式的思考问题，没有系统，不是结构性的思想家。”正如苏轼说唐朝人“拙于闻道”，吕思勉在《中国通史》中也说：“与其说隋唐是学术思想发达的时代，不如说隋唐是文艺发达的时代。”

西川的这部书果然是通过抽象的分析，来让读者客观的认识唐诗，虽然是专谈唐诗的书，他在文中却少有引用诗句，而是把文中谈到之诗以附录的形式放在本书之后，对于文中提到的唐代众生像，则以彩图的方式放在附录之后，随文的插图则为黑白印刷，这种编排方式即能节约成本，又不让读者在阅读之时分散注意力，同时该书是小32开本，近似于日本的口袋书，可以让读者随时随地拿出来，重温一下西川的唐诗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