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学流变研究》，李桂生著
齐鲁书社202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为策划编辑及责编孔帅先生所赠，书前扉页钤盖有作者赠书章。本书大16开，精装，一套两册，无图片，纯文字近千页，可见作者在研究孙子学方面所下的工夫。

作者在《绪论》中提到，自《孙子兵法》诞生2500多年来，研究该书形成的学问就是孙子学，又称孙子兵学，并且说研究《孙子兵法》形成的专门学问，是传统兵学的核心内容。作者提及兵书自产生起，就为统治者所看重，汉代三次整理兵书，第一次是西汉初期，“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第二次是西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第三次是西汉成帝时，“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

兵部校尉任宏所校兵书，成为向皇帝所奏《七略》中的一略，即《兵书略》。作者认为，单独把兵书作为一略，应该有三个原因：一是可能因为兵书数量多，为了编纂方便，需单独整理；二是因为兵书乃“谋国治军”之利器，为人主者不肯轻易示人；三是兵家不同于一般诸子，其书之思想直接运用于战争，对国家生死存亡有直接关系。故李桂生认为：“古兵书本来属于诸子而实用价值又高于诸子，为历代人主所看重。”

就目录学角度而言，西汉刘歆编纂《七略》时，把天下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另有辑略，他把任宏整理的兵书略纳入其中。东汉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时，承袭了这种作法，班固同样把兵书置于诸子之外，魏晋以降沿袭这种著录方式，由此使得兵家不算诸子，此种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然李桂生却认为：“东汉班固对兵书的目录学分类，不能改变其诸子学性质。”

作者称，孙子是兵家学派的开创者，孙子学是该派的主干，《孙子兵法》自诞生后，便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孙子学，故先有《孙子兵法》，后有孙子学。但作者同样认为，《孙子兵法》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孙子学的形成，有些学者，把孙子学等同于《孙子兵法》，李桂生说，“其观念混淆了《孙子兵法》和孙子学的界限”。

对于孙子学史的分期，作者在《绪论》中介绍称：

战国秦汉，孙子学初显端倪，为孙子学的发轫期；魏晋南北朝为孙子学的形成期；隋唐五代为孙子学的发展期；宋为孙子学的繁荣期；元为孙子学的沉顿期；明清为孙子学的复兴期；晚近为孙子学的转型期；现代为孙子学的新生期。

关于本书的撰写体例，作者说，他是把孙子学纳入诸子学范畴，置到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以文献学为基础，对孙子学理论体系及其形态衍化进行系统研究。全书分为三编，上编为《孙子学的历史流变》，作者按照时代的演进次序分别描述战国秦汉孙子学、魏晋南北朝孙子学，一路写到新中国孙子学。中编则按照中国地域文化来分别描述齐鲁孙子学、吴越孙子学等等，以此来探究孙子学的地域流变。下编则是孙子学的文化流变，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其流变。

本书在上编中谈到了兵书文化的兴起，文中提及从西周到秦汉时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兵家，例如西周的姜尚，春秋时的司马穰苴、孙武、伍子胥、范蠡等，战国时的孙膑、吴起、商鞅、尉缭子，以及汉代的韩信、张良等。作者重点论述了韩信，认为他不仅是一流的军事指挥家，而且是一流的战略家，认为韩信与刘邦的“汉中对策”可以与诸葛亮的“隆中对策”相并提，韩信向刘邦分析了项羽的为人：“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韩信还为刘邦拟划出占领天下的方式，他认为不能坐困于汉中，必须东进占据三秦，三秦既定，则可与项羽争天下。刘邦闻言大喜过望，七月登坛拜将，八月兵出陈仓，遂夺三秦。

对于韩信的高明，明代茅坤给出极高评语：“予览观古兵家者流，当以韩信为最。”茅坤还把韩信与其他一众大家相并提：“予故曰古今来，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诗仙也；屈原，词赋仙也；刘阮，酒仙也；而韩信，兵仙也。”

关于《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的关系，作者经过分析，认为两书间的政治方略和军事谋略有高度的一致性，他举出原文进行对比，而后阐述出《孙膑兵法》乃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由此可了解到作者的撰写方式乃是引用历史原文，进行比勘，之后得出相应的结论。

关于作者何以要精研兵书，他在《后记》中有简略交待。作者自称在少年时雅好文学，在大学阶段泛览诗词曲赋与小说，然他认为，“文学巧于言情而拙于说理”，作者“故常为其情所伤而不能自已”，所以他在硕士阶段转而研究道家，但他又发现“道家长于玄思而短于实用”，所以他在博士阶段转而研究兵学。经过深入研究，他发现兵学“精于算计，长于杀伐，而疏于仁厚，短于温婉”，所以他在博士后阶段“兼综儒道，出入文史，而以兵主之”。其视野之广，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