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注》，（汉）郑玄著，王锷点校
中华书局2021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该书为王锷先生所赠。这些年来陆续拜读多部王先生关于礼学的著作，吴清源曾说：“博二兔，不得一兔”，料王锷先生深得此理。本书繁体竖排，小32开平装，一套两册，正文前有序言、前言、凡例及目录，排版方式亦遵循传统：大字为原文，上字单行为注。

对于礼数，王先生在《前言》中首先谈及，《礼记》四十九篇在西汉称为《礼记》，又单称《礼》或《记》，魏晋以后亦称为《小戴礼》《小戴礼记》，传于今日之《礼记》四十九篇成书年代不一，作者并非一人，原本各自流传。《礼记》是后仓弟子戴圣编选，编选时间在汉宣帝甘露三年之后，《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应该分别是戴德、戴圣从《记》百三十一篇等文献中选编而成者。

对于《礼记》一书的重要价值，王锷先生认为：“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书是儒家的书，从所起作用的大小来看，《礼记》与《论语》《孟子》相伯仲，但超过《荀子》，地位极为尊贵。”

自从郑玄为三礼作注以后，《礼记》地位日益上升，三国魏时，《礼记》取得了经的地位，唐太宗时《礼记》位列“五经”，成为科考教材。“两宋时期，《礼记》第四十一篇《儒行》单刻刷印，成为皇帝赏赐新科进士的礼品；因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的提倡，《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第三十一篇《中庸》与《论语》《孟子》组合成《四书》。”

元明以来，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中心，《礼记》在儒家文献中的地位明显高于《周礼》和《仪礼》，元代陈澔所撰《礼记集说》作为科考书，风行六百余年。“儒家经典中，没有任何一部书像《礼记》一样，直接影响儒家经典文献的组合方式，而这种组合方式的出现，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

王锷先生在《前言》中分别讲到了《礼记》一书自宋代以来的各个版本。他说《礼记》的版本可分为白文本、经注本和注疏本三大类，同时讲到每类版本的流传情况，并分别分析各版本之间的优劣，最终他整理的《礼记注》一书，选择宋绍熙建安余氏万卷堂刻本为整理底本。对于选择此本作为底本的原因，王锷先生给出三条理由：校勘精良、方便阅读、影响巨大。对于第三条理由，王锷先生解释说：

余仁仲本附录《释文》的方式，自宋代以来，被学术界所广泛接受，且成为标准模式，沿用至今。无论是绍熙本、岳本、殿本《礼记注》，还是刘叔刚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注疏、四库本和阮刻本《礼记注疏》，无不采用这种附《释文》的方式，余仁仲本便成为学术界广泛认可的《附释文礼记注》本之不祧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