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虞壶斋印存》，（清）吴式芬辑藏，（清）吴重憙编刊
西泠印社出版社202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本书乃朱琪先生所赠。书前有他所写序言，该序从清代山左金石之盛讲起，而后谈到晚清齐鲁地区收藏古印者，以陈介祺、吴式芬两家藏品最为丰富。接着他谈到了吴式芬的履历，而后称，吴式芬长于音韵训诂之学，精鉴赏，富收藏，撰有多部金石学著作，同时提到吴氏堂号的来由，乃是因为家藏西周晚期虞司寇壶。朱琪提到，吴母查氏的祖父查礼官至湖北巡抚，嗜金石篆刻，收集古印数百方。查氏的父亲即吴式芬外祖父查淳擅长书法、篆刻，在嘉庆四年集两世所藏为《铜鼓书堂藏印》，并且请翁方纲、王文治为之作序，是乾嘉时期重要的古铜印谱。

2014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了日本印谱收藏大家金山铸斋藏品专场，这批印谱有许多都是难得一见之物，我也很想得其一二，然而我接到了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先生的来电，他说欲得此批印谱中的两部，其中之一就是《铜鼓书堂藏印》。其实，这部印谱我也颇为喜爱，既然有朋友之托，当然需要割爱，更何况我是否能拍得该谱，也是未知数。于是我在现场代童先生举牌，将他欲得的两部印谱顺利拿下。为此童老师特意赠我对联一副。但自那之后，我再未见过《铜鼓书堂藏印》，而今通过朱琪先生的疏理，方知吴式芬对金石情有独钟，与其家学熏陶有着重要关系。

对于《双虞壶斋印存》的价值，朱琪在前言中引用了罗振玉给出的评价：“予尝评骘诸家谱集，自以陈氏《印举》为最博；而语其精，则以《双虞壶斋谱》为冠。”之后朱琪又谈到罗福颐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该书的评语：“其分数颇详尽，为近世作铜印谱者所宗。”罗福颐在《印谱考》中详列出了《双虞壶斋印存》的具体分类方式，而后朱琪说了这样一句重要的话：“笔者曾多次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古代的印谱往往带有‘稿本’的性质，即使是同一作者（编者）、同一名称的印谱，其内容也并不完全相同。”

朱先生所言可谓先得我心。前些年我也热衷于印谱收藏，比对过不少名谱，发现很多同名印谱内容有一定差异。虽然我没有将其视为稿本，但是印谱与木刻版本的差异就在于其成书方式。雕版印刷完成之后，如果没有错讹就可一直刷印下去，直到版面磨损到无法使用。印谱则不同，除非是非原钤印谱，余外所有的印谱都是将藏印一枚一枚的钤在书页上。有些印谱用雕版在页面上先刻出了释文，这样钤盖上去的印蜕只是钤盖位置细微差异，内容上基本无变化，但大多数印谱只刷印栏线而无释文，所以钤盖者将哪枚印钤在哪个位置，大多没有定规，甚至在钤盖过程中还会换掉一些印章，这就是朱琪所说的稿本性质。

就《双虞壶斋印存》而言，朱琪认为，其版本特征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称为“篆体不分卷本”，此即俗称的“陈州本”；第二类为“仿宋体八卷本”，即俗称的“福州本”；第三类为“其他散见版本”，比如说有一种版本乃是“十钟山房印举本”。对于前两种分法的来由，乃是本自1940年王懿荣幼子王崇焕以娱堪老人署名的《印林清话》：

阁学之子仲饴中丞重憙守陈州时，曾印木板黑匡之本，钤成印谱五十部，分贻同好，未几即罄。后由苏臬调闽省时，又有上海鸿宝书局石印细匡之本。在闽由中丞之子阗生都转崶、稼生太守豳兄弟手打百部。前者为陈州本，后者为福州本。上海西泠印社曾据福州本影印行世。

接下来朱琪以此为依据，指出罗福颐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认为的《双虞壶斋印存》最早版本为道光本之误。虽然罗福颐后来又将成书时间改为同治初年，但朱琪认为，《印存》的初次钤辑本不是出自吴式芬之手，乃是吴重憙任陈州知府期间辑成，结合陈介祺借吴氏藏印辑钤《十钟山房印举》（癸未本）的时间下限，可知“篆体不分卷本”的成书时间在光绪十年至十五年之间，“仿宋体八卷本”的成书时间则在光绪二十七年前后。朱琪认为，《印存》的分类排列方式明显带有《铜鼓书堂藏印》的痕迹，同时又提到吴式芬在河南、陕西任职期间，搜集了不少古铜印：

据王兄盟考证，吴氏藏印还有少量来自宛平查氏铜鼓书堂与王毂（莲湖）旧藏等，但比重很小。吴式芬藏印在同治年间曾由陈介祺借拓，辑入《十钟山房印举》，后归还吴重憙。一九四〇年，吴氏后人将藏印售与天津周叔弢，五十年代经罗福颐手由国家文化部文物处收藏，今归故宫博物院，散失数量甚微，可谓印林幸事。

原来还有这样的关系在，这令我瞬间感到腹痛，决心有机会再向童衍方社长讹一张法书，以此作为精神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