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劳动力的争夺与再分配】
#小鳄鱼辨析#
在去年的武汉疫情，一线的医护（本地与外地支援）的女性占比90%以上。然而除此之外，武汉社区工作者同样是女性居多，占比72%以上。
一个社会上的女性劳动力总量是有限的。她们就像砖一样，哪里需要哪里搬。在平时，女性的劳动力是被倡导奉献于家庭，照顾老人抚养孩子伺候男人。
而到了疫情期间，这些靠得住、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最优劳动力，势必是要重新分配的。

这里面有一个【女性劳动力的再分配】问题。
平时的所有家庭重务都是由女性来操持，然而这个特殊时期，女性要去保家卫国，要上战场，她们的劳动力此时被重新分配。
在为家效力还是为国效力这个问题上，那当然绝对是为国效力。
于是，女性可以在特殊情况卸下家庭的重担，同时豁免了道德和舆论的指责——因为她们要挑起更加沉重的责任，比如说扛起江山社稷。

由于大量基层社区工作者是女性，像做饭、辅导孩子上网课、照顾家里摔倒受伤的老人等几乎全部的家务劳动被“转移”给了丈夫。
（说的就像是孩子不是跟他姓，饭他不吃，父母不是他爹妈一样[摊手][摊手]）

男性劳动力一直是第二梯队，因为他们的驱使的经济成本过高、吃不了苦、缺乏责任感和粗心。
同样的家庭劳动/工作，男性更喜欢自我夸奖和夸大付出，他们往往要理直气壮地索要更高的报酬（晋升机会、表彰）而不喜欢默默无闻、零成本低成本付出。社会和家庭对于他们的一贯纵容、忍让、溺爱和有求必应，让他们缺乏责任感和痛苦耐受力。

在平时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中，第一梯队的女性是绝对的优质劳动力。不要钱，能闭嘴，还能自我洗脑，实在受不了苦了顶多自己抑郁症跳楼，绝不会祸害家人和社会，绝不会去砍小学生。
第二梯队是指望不上，也指望不了的。

但是当国有征召，第一梯队应召上战场的时候，第二梯队也就毫无抱怨地顶上了。倒不是因为家务劳动变轻松了，而是相对于有可能会牺牲殉职的、更高强度的体力智力劳动，家庭劳动似乎也能忍了。
如果说平时的选择是吃苦or躺着，他们选择躺着，那疫情期间的选择是牺牲+吃苦or吃苦，他们选择吃苦。

疫情一过，他们就又开始躺着了。
因为她们从国家的征召线上退下来了，这时的舆论又变成了回归家庭奉献家庭了[摊手][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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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国家干预与社区工作的去性别化及再性别化——对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职业性别隔离的实地研究》。
数据和截图中的例子都是来自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