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着两种“化约观”（reductionist views）观。

一种是本体论上的，认为，例如我们通过研究桌子的一条腿就能推断整个桌子。这是从物质到物质，没有问题。

另一种是认识论上的，认为，例如我们相信通过研究人的大脑（brain）就能推断人的意识（mind），通过分析化学就能推断爱情，通过研究"信息"就能推断"沟通"。这是从物质到意识，很有问题。

另外，罗伯特·默顿提出了"中程理论"的概念，认为，各研究者从各自感兴趣的微观观角度进行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从这些碎片化的微观研究中必然能总结提炼出一个具有中观解释力的"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ies），然后从多个中程理论中又能总结提炼出更为精炼和具有更大解释力的宏观理论。

他认为，只有伟大的集大成者（synthesizer）才能完成这个工作。他充满希望如"等待戈多"，但这样的集大成者和"中程理论"却迟迟不出现。很多社科研究越精细，就离获得整体解释力的目标越遥远。在日趋微观和碎片化的研究中，如何能突然凤凰涅槃出来一个中心化的宏大理论，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这正是"科学化的社会研究"面临的两个挑战："如何解释和克服认识论上的化约主义？"和"如何实现从微观理论到中程理论的跨越？"

这两个挑战似乎很难解决，所以社会科学的合法性危机就一直存在。

当然，也许社会科学家们会说，对获得整体解释力的目标，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而且也至少获得了局部的解释力；而人文研究者除了批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外，自己都做了些啥？

人文学者做了什么？这个问题需要人文学者自己好好回答，但也许，要"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又会陷入到社会科学的微观和量化的思路上去，而这正是人文学者所批评的。所以他们只能嗫嗫喏喏，欲言又止。

维特根斯坦说，"凡是能用语言谈论的，都能被清晰地谈论"。这里的"语言"，可以理解为"编码"或"量化"。

人文学科是关于人的研究，其研究对象恰恰从根本上是不能用"语言"谈论的，遑论用语言清晰地谈论了。所以在"你们人文学者都做了些啥？"的指责面前，他们最终只能"欲辩已忘言"。非不为也，实不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