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夏含夷《西观汉记》，了解不少洋学术八卦（开个玩笑），非常值得一看，正如夏含夷暗示的，国内对西方先秦史研究的一些代表性观点的回应往往有断章取义的嫌疑，很多观点我们往往是只见国内如何“批判”，根本无缘看看西方学者的完整表述是怎么样的，论证过程又是如何？例如上次提到孙庆伟院长在讲座中批评罗泰先生轻视传世文献，细读夏含夷这本书才知道原来罗泰有个观点，他认为西周金文只是为了向祖先乞命求福，反映的是主观思想而非历史实录（即做器人自拟文本，呈周王批准而已），与之类似的还有柯马丁，他认为先秦尽管出现了大量书面文献，但依然是一个口头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因此柯马丁和罗泰都很关注仪式性的文字书写或口头朗诵，罗泰的博士论文是厚达1600页的甬钟研究（试问国内有几个人的博士论文能下如此功夫？），特别关注了甬钟在音乐礼仪中的核心地位，如果不了解这样的学术背景，只听一些截头去尾的攻讦，只会唐突大家。
目前西方对中国古代出土文献的研究，在简帛领域人才辈出，而甲骨和金文则是后继乏人。说实话，以西方的学术条件和环境，治中国上古史是非常不划算的，西方学者治中国上古史的门槛比中国学者做希腊罗马史只高不低，没有对中华文明的诚挚热爱和矢志不渝地投入，几乎没可能做出名堂，绝不会有人会无聊到牺牲一生的时间和物质利益，刻苦攻读只为去“贬低”中国历史，那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与国内缺乏世界古代史通识教育不同的是，西方学者往往具备更全面的知识结构，他们一些在国内学者眼中不啻于“奇谭怪论”的观点，往往是在比较历史学的背景下做出的大胆推断，蒙文通先生说“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就旁证了比较视野下史学、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巨大价值。上古史去人猿相揖别尚近，早期文明之间是有很多共性可挖掘的，李峰就利用他的罗马史知识做西周官制的研究，台湾蒲慕州先生对先秦宗教的解读也参考了他研究古埃及史的一些心得，国内学者多读点世界史，扩展下视野，也许就会少一点无谓的“惊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