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方向】#科技史#

龚祖同（1904年11月10日—1986年6月26日），光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首任所长，是我国光学玻璃、纤维光学与高速摄影的创始人，我国应用光学领域的开拓者之一。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今天是他逝世40周年。

战火中的跨越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彼时，龚祖同正在德国准备博士论文答辩，但国内一封急电让他毅然做出抉择——回国投身光学仪器研制，支援抗日前线。

1938年，龚祖同穿越战火回到祖国。他携带望远镜图纸及订购的磨玻璃机，马不停蹄地投身位于昆明的兵工厂筹建工作中，并担任设计专员与工程师。

建厂之初，困难重重。当时光学玻璃只能依靠进口，光学零件的高精度加工缺乏相应的技术工人。

龚祖同就从安装和操作机器讲起，手把手培训徒工。即使面临日寇空袭的威胁，在他的感召下，工人们仍经常加工到深夜。

在他的带领下，工厂仅用半年多时间就制造出各项性能参数达标的6×30双筒三棱望远镜，并在1939年至1941年间生产了1866具。

这是中国人设计和制造的第一批军用望远镜，有力缓解了抗日前线军用望远镜紧缺的困境。从1939年初投产到1949年，在龚祖同等人的指导下，工厂成批生产了多种军用光学器材。

战火中诞生的中国军用光学工业，就此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死磕”光学玻璃

龚祖同深知，依靠进口玻璃，我国的光学工业不可能真正独立。于是，试制光学玻璃成为他坚守半生的研究目标。

1939年，他在上海小规模试制光学玻璃，但很快被敌人逮捕。敌人觊觎他的才能，计划将这位年轻的光学专家送往外国效力，幸得多方设法营救，龚祖同才逃出上海。此后，龚祖同辗转贵阳、秦皇岛、上海等多地，为生产光学玻璃而奔波，但最终未能如愿。

幸运的是，他在上海耀华玻璃厂结识了从英国留学归国的王大珩，两人对光学玻璃有着共同的认识和追求。

新中国成立后，为加强国防建设、打破进口依赖，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前身之一）。王大珩邀请龚祖同任光学材料研究室主任，试制光学玻璃。

龚祖同回忆：“这时我感到非常兴奋，下定决心，誓将光学玻璃试制成功。艰难困苦无所惧，赴汤蹈火也甘心。”

试制光学玻璃，要攻克原料配比、坩埚制作、熔炉设计与熔炼工艺等一系列技术难关。从1952年7月制造大坩埚，到10月开始烤炉，龚祖同和科研人员日夜生活在炉边，全身心投入熔炼工作，最终在1953年2月13日成功试制出300升K8光学玻璃，开创了我国自行生产光学玻璃的历史。

龚祖同后来回忆：“1953年的新年真是我的一个欢欣鼓舞的新年。一生的愿望从此初步获得实现，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日子，此生此世永志不忘。”

花甲之年 再担重任

1962年，服务于“两弹”研制的中国科学院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西安分所（现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西安光机所）成立，由龚祖同担任所长。

在工作条件艰苦、科研设施简陋的情况下，龚祖同带领这支年轻的研究队伍，于1964年6月，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单片克尔盒高速摄影机和每秒20万次高速摄影机，为我国首次原子弹试爆提供了重要图片。两年后，他们又研制出每秒250万次高速摄影机，圆满完成我国首次氢弹试爆的光测任务。

1962年，龚祖同以敏锐、前瞻的眼光，在西安光机所建立我国第一个纤维光学研究室。1964年，我国第一根导光纤维、第一根传光束、第一根传像束相继问世，随后又将技术推广至北京、南京等地，为我国光学纤维工业奠定了根基。上世纪70年代初龚祖同率先开展梯度折射率光学研究，研发自聚焦光纤器件应用于高速摄影。晚年时，他以顾问身份指导支撑《光学手册》编撰工作，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基础光学教材。正如他所说，哪里有空白，他就去填补。

龚祖同用一生践行了“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方向”。从放弃博士学位回国造望远镜，到几经波折终将光学玻璃熔炼成功，再到花甲之年赶赴西北缔造新所，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块“光学玻璃”——任凭烈火灼烧、岁月磨砺，始终清澈通透，只为将光明聚焦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