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拉图《理想国》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法律都是“城邦政治”的附庸，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主体正是城邦公民。到了近代，霍布斯、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更是直白——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是政治权力为保障安全、财产而制定的“游戏规则”。法就是政治的具象化工具。19世纪后，随着法学成为独立学科，以奥斯丁、凯尔森为代表的分析实证主义，主张“法律是什么”与“法律应当是什么”严格分离，试图将法律抽离为逻辑自洽的规范体系。但这一企图恰恰反证了政治的“幽灵”挥之不去——因为宪法和基本权利的界定，本身是政治博弈的终极结果。20世纪后，现实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学（如昂格尔）戳破了“价值中立”的幻象。他们指出：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不可避免地进行政治性价值选择。即便如德沃金强调“原则”，这些“原则”也源自社群的政治道德。更为关键的是，宪法约束公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级的政治安排。法律的制定、解释和执行，无法脱离权力结构和社会资源分配。任何法律争议，最终都绕不开“谁的利益优先”这一政治核心问题。永远戴着政治的镣铐跳舞，就是法律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