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书中列举了一系列方位隐喻的例子。基于这些例子，我们对隐喻概念的经验前景化、连贯性以及系统性做出如下结论：

1.大多数基本概念是根据一个或多个空间化隐喻组织而成的。

2.每个空间化隐喻内部都具有系统性。比如“快乐为上”这个例子界定的是一个连贯的体系，它并不是孤立和随意的例子。

3.各种空间化隐喻中存在着一个全局外部系统性，决定了隐喻中的连贯性。因此“好为上”这个隐喻赋予“上”这一方向以安康富裕的指向，而这种指向与“快乐为上”，“健康为上”，“活着为上”，“控制为上”这些专门的例子是连贯的。“地位为上”与“控制为上”也一致。

4.空间化隐喻扎根于物理和文化经验中，并不是随意安排的。隐喻只能通过概念的经验基础来帮助理解概念。

5.隐喻存在很多可能的身体和社会基础。整个系统的连贯性似乎是选择一个而非另一个基础来构成隐喻的部分原因。比如，幸福也跟微笑和通常的豁达感觉相关。原则上这种关联形成了“快乐是宽广的，伤心是狭隘的”的隐喻基础。事实上，确实存在一些次要的隐喻表达，比如“我感觉非常开朗”。这种表达突出幸福的不同一面，这跟“我感到快乐”这样的隐喻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文化中的主要隐喻是“快乐为上”，这就是我们用高度而不是宽度来描述狂喜的原因。“快乐为上”最大可能地与“好为上”“健康为上”等表达相连贯。

6.在有些例子中，空间化是一个概念中极为核心的部分，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出任何其他可以替代的隐喻来建构这个概念。在我们的社会中，“地位高”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在其他例子中，比如幸福，就没有那么清晰了。究竟幸福的概念是独立于“快乐为上”这个隐喻的，还是幸福的上下空间化也是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呢？我们认为幸福的上下空间化在给定的概念系统中也是幸福这个概念的一部分。这个“快乐为上”隐喻把幸福放进连贯的隐喻系统内，其部分含义来源于这个隐喻在整个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7.这些所谓纯粹的知识性概念，比如科学理论中的概念，经常是甚至可能总是基于具有身体和/或文化基础的隐喻。“高能量分子”中的“高”就是基于“更多为上”隐喻。生理心理学中的“高水平机能”中的“高”是基于“理性化为上”隐喻。“低层次的音韵学”中的“低”是基于“枯燥的现实为下”这个隐喻。科学理论最直接的吸引力在于，其隐喻在多大程度上与人的经验相吻合。

8.我们身体和文化上的经验的空间化隐喻提供了很多可能的基础。不同文化中，应该选择哪些隐喻，哪些又是主要的隐喻都有所不同。

9.一个隐喻的身体与文化基础难以区分，因为要从许多可能的选项中选择一种身体基础，这肯定与文化相连贯。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