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都会歌剧院观看了《蝴蝶夫人》。我算不上歌剧爱好者，曾经向唐纳德·基恩先生坦白过这一点，他当时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落寞与惋惜的神情，令我至今难忘。
我不太喜欢普契尼，而《蝴蝶夫人》更是让我感到难以亲近。舞台上，在天花板设置一面巨大镜子的导演手法效果颇为惊艳。然而，剧中那种将东方文化微妙混淆的处理方式，依旧如故。
当时上演此剧时，意大利人是怎么看待这个故事的呢？日本人又是怎样看待的呢？或许更该问，如今的人们又当如何审视它？如此种种思绪纷至沓来，以至于我几乎无法专心聆听音乐。尽管如此，我不禁思忖：为何这部作品未曾像森鸥外的《舞姬》那般，遭到非议呢？
发布于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