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自传，对侯孝贤创作所带来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一有此念，仿若侯的清虚冲淡就有了渊源。多想一下的话，侯孝贤不是从沈从文这里，看到了一个新天地。而是一种故友温逢般的欣喜。沈从文之于乡土的执念，与侯孝贤对人对事的态度是高度契合的。他可以这么写，我也就可以这么拍。

沈从文的乡土是一处未尽侵染的净土，它拒绝现代文明的插足，它是自顾自的流淌。它对更先进的劳作方式，不闻不问，是自得生趣的野蛮生长。不需更多的道德簇拥， 浅尝辄止的良知便足矣在山水间穿行。
仔细体察沈从文写作的年代，它的形态上是对大时代的规避，内指却是视万物为一物，更是以不变应万变。诚然，这是一种很难普遍的理想，但沈从文好像认为，只要有一处证明岁月尚能静好，便足见人间值得。

侯孝贤的叙述，是更广泛的乡土化，是时间上的，如《海上花》，是空间上的，如《咖啡时光》。而所谓的乡土化，就是一种自知后的知足。而这用影像书写起来，都有些大而不当，免不了会为赋新词强说愁，真有什么概念，也是压榨出来的，这只会形成意到笔从的尴尬，而非笔到意随的从容。侯孝贤电影最好的时候，对此都有相当的警惕性。他知道人是向往文明的，他也深晓，文明只是一道招幡，一面旗语，是另一声啸聚，是从一个山林向另一个山林进发。侯孝贤要拍的是人的不自觉，是与大自然对话时，最自然不过的失语。
陶渊明诗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说的是真理与语言之间的隔阂，或曰鸿沟。侯孝贤所表现的“真”，也就是语言无法归纳，不用点明的那一部分，是语言之外的人之为人。

《萧萧》和《丈夫》这两篇，都事关女性的操守。萧萧失了身，有了孕，还没等到万人唾的日子到来，她就又茁壮起来。没人真的体谅她的洁与不洁，更没人去关心她的小心与失神。翠翠和三三也一样，那少女如诗般的心事，除了外公和妈妈，也没多少人在意。她们只是风景，让那些有闲心的人愿意多看她们几眼，看过了，也往心上爬，但不会往心里去。沈从文特别会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谁也不用理解谁，隔着水，隔着山，还愿意听歌声破空而来，这便是极好的。

《丈夫》是出很粗率的心理剧，妻子卖身，他去探班。探到后来就探不下去，便与妻子商量，断了这营生，妻子也就温顺的同意了。说是心理剧，但更细密的心事，都及不上更具体的姿态和行为。而这些，又不能完全映射出内心的若干景观。人就是这么有一路是一路的，犯不着清醒的过一日是一日。
这两篇小说，都虚设了道德的罗网，但这道德一点也不粘人。更纯粹的生活仪态，总能不费力的将道德赶到一边去，都用不着钻空子，就这么豁亮亮的为所欲为，而不用为难自己。

沈从文能将所谓的“野蛮”静化，或说是美化。侯孝贤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就是《南国，再见南国》。三个无头苍蝇，四处乱飞，飞到那儿算那儿。总能好了伤疤忘了疼，不用等他人劝慰，自己便能先宽宥自己。满地的乐子，捡一个算一个。他们有着连自己都不曾在意的懒散，你提醒她，她权当是耳旁风，我指的是伊能静。他们懒散到，连在道德之外再给自己立一个新道德，好盗亦有道的气力都没有。他们是逍摇自在的法外之徒，无师自通的便与那个日益蓬勃，并苦于教化的世界保持着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