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妻归来案在《重器》中如何体现疑罪从无原则？

　　一、一桩因证据存疑而被拦下的死刑案

　　案发时河边发现高度腐烂的碎尸，没有DNA技术，只能靠家属辨认、颅骨重合等方式认定死者身份，死者母亲凭“托梦”等直觉指认女儿于三花遇害。

　　丈夫钱兴良在限期破案和疲劳审讯压力下精神崩溃、被迫认罪，但供述细节前后矛盾，作案工具、现场痕迹均对不上完整证据链。

　　检察官夏英杰阅卷时敏锐发现尸体身份并不可靠，坚决反对就此定罪，坚持退回补充侦查，为案件争取到转机。

　　二、“疑罪从无”如何在该案中落地

　　面对证据重大漏洞，夏英杰并未因家属认尸、领导催促而妥协，而是坚持“不能仅凭口供和推测定人死罪”。

　　辩护律师袁亦方出庭介入，有效阻止了死刑判决，案件最终改判死缓。

　　八年后于三花被拐脱身、活着归来，DNA确认身份后，原案重启，钱兴良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事实终于追上了司法纠错的脚步。

　　三、从个案看“疑罪从无”的法治分量

　　该案体现了“疑罪从无”的核心：定罪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仅有口供或零散证言、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时，不能认定有罪。

　　这一原则不是放纵犯罪，而是杜绝“疑罪从轻、疑罪从挂”，避免仅凭猜测和口供制造冤错案件，守住不冤枉无辜的底线。

　　《重器》通过该案让观众看到，法治进步就藏在“一字之差”的修正里——从依赖口供到重视物证，从“疑罪从轻”到“疑罪从无”，每一步都关乎普通人的自由与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