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杰医生漏诊获刑1年，为何“认错不认罪”？二审后申请再审能翻盘吗

　　江西抚州2岁患儿因“肠梗阻”急诊入院，10小时后抢救无效死亡。首诊儿科医生韩杰因漏诊嵌顿疝，被以医疗事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韩杰承认诊疗存在疏漏，但坚称“认错不认罪”，并已明确表示将申请再审。这场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漏诊过失”是否达到了需要刑事追责的“严重不负责任”程度。[1][3]

　　一、韩杰医生漏诊案全貌：一个2岁患儿生命的最后10小时

　　据公开报道，2024年2月，一名2岁患儿因腹胀、呕吐被紧急送至江西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就诊，首诊儿科医生韩杰初步诊断为肠梗阻。[3]患儿入院约10小时后病情急剧恶化，在转院途中抢救无效死亡。相关医疗鉴定认定，该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承担主要责任，存在漏诊嵌顿疝、延误病情、未及时手术治疗等过错。[5]

　　此后，医院被判承担85%责任，赔偿患儿家属146万余元。两名涉事医生受到警告和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而首诊医生韩杰则被以医疗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一审、二审法院均作出有罪判决，韩杰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3][5]

　　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它触碰了医疗纠纷中最敏感的神经：一个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出现疏漏，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还是刑事追责？

　　二、“漏诊”什么情况下会构成医疗事故罪？关键看“严重不负责任”

　　直接答案：医疗事故罪的构成，不仅要求存在诊疗过错，还要求医务人员的过失行为达到“严重不负责任”的程度，并且与就诊人死亡或严重健康损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就诊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严重不负责任”并非笼统的“医疗水平不高”或“工作疏忽”，而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却轻信能够避免，或者在诊疗活动中极端不负责任，如擅离职守、拒绝接诊、马虎草率等。

　　律师指出，法律责任分为三种：民事责任（医疗纠纷赔偿）、行政责任（行政处罚）、刑事责任。医疗事故罪是医疗纠纷里最严重、最顶格的一种处罚措施。[3]法律在责任认定上秉持“谦抑性原则”，一般情况下，不是到非常严重的情况是不会启动刑事追责的。[3]

　　那么，为什么这起案件会最终进入刑事程序？关键在于司法鉴定认定韩杰的漏诊行为属于“重大医疗过失”，而非一般的技术性失误。法院认定韩杰的漏诊延误了患儿的救治时机，与患儿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5]

　　三、认错但不认罪：韩杰的辩解与法院认定的根本分歧在哪？

　　韩杰在公开回应中承认，自己在诊疗过程中确实存在疏漏，比如对嵌顿疝的判断失误，但强调这不等于主观上“恶意隐瞒”或“故意放任”，因此无法接受刑事定罪的结论。[4]他的核心逻辑是：医疗行为本身充满不确定性，任何医生都无法保证100%的诊断准确率，如果“漏诊”就要判刑，那医生的职业风险将无限放大。

　　然而，在司法层面，法院的态度与韩杰的辩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审和终审法院均认定，韩杰的漏诊延误了救治时机，与患儿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达到了刑事追责的门槛。[3][5]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法律问题：刑事犯罪要求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在医疗事故罪中，这种过错通常表现为“严重不负责任”。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医生的漏诊属于“技术性失误”还是“严重不负责任”？法律并没有给出量化的标准，这正是本案争议的焦点之一。

　　张强医生集团创始人张强医生认为，刑事惩戒是否合理，关键要看医生是否存在主观恶意、责任界定是否清晰。如果确实是医生的疏漏，后续流程有问题，最终造成患儿死亡，这种主观上有恶意或者隐瞒的行为，刑事处罚对整个医疗界是有惩戒作用的。但如果缺乏依据，责任界定又模糊不清，把它归到一个普通的一线医生身上，可能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会非常大。[2]

　　四、医疗纠纷如何一步步走到刑事追责？从146万赔偿到1年刑期

　　本案的演变路径，清晰地展示了医疗纠纷从民事到行政再到刑事的“三阶递进”过程。

• 第一阶段：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事故被认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院承担85%责任，赔偿家属146万余元。[5]这一步解决的是“钱”的问题，即民事赔偿。
• 第二阶段：行政处罚。两名涉事医生受到警告和暂停执业6个月的行政处罚，[3]韩杰也先后受到行政处罚。这一步解决的是“职”的问题，即行政责任。
• 第三阶段：刑事追责。医方及韩杰的过错被认定为“重大医疗过失”，并被认为与患儿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由此进入刑事程序。这一步解决的是“罪”的问题，即刑事责任。

　　从法律链条来看，这起案件的“升级”路径是清晰的：从民事赔偿到行政处罚，再到刑事追究，每一步都有相应的鉴定和事实依据。但围绕“刑事追责是否过重”的争议从未停止。有观点认为，韩杰的过错是否达到“严重不负责任”的程度，在医学界和法学界都存在解释空间。[2]

　　五、医生在怕什么？“防御性医疗”的隐忧与行业警示

　　这起案件在医疗行业内部引发了普遍的担忧。多名业内医生表示，若责任界定标准模糊，可能导致三类直接后果：

　　1. 急诊推诿危重病人

　　张强医生指出，如果医生因为担心漏诊而面临刑事处罚，将来很多医院急诊可能会推病人，不敢去做任何处置。儿科急诊作为高风险、高负荷的科室，可能会首当其冲。[2]

　　2. 高风险科室人才流失

　　当刑事风险高于职业收益时，年轻的医学人才可能不愿意从事风险较高的科室，尤其是急诊儿科。“医生的培养和梯队建设也会面临冲击，最终影响到患者的就医可及性。”张强医生说。[2]

　　3. “防御性医疗”下的过度检查

　　为了规避风险，医生可能会倾向于多做检查、多开化验，以应对可能的法律追责。这种“防御性医疗”增加了医生和患者的负担，而这种增加“不见得一定对疾病有好处，有时候可能反而会延误病情”。[2]

　　一位不愿具名的三甲医院儿科主任表示：“以前我们担心的是医闹，现在还要担心被判刑。儿科医生本来缺口就大，这样的判决结果可能会让更多儿科医生考虑转行。”

　　六、韩杰医生申请再审，法律上能翻盘吗？

　　韩杰已明确表示将申请再审。[3]那么，再审程序在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沈亮给出了解答：

　　问题1：如何启动再审程序？

　　我国法律采用两级终审制，本案已经终审。如果当事人认为本案处理不当，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或本级法院提出申诉。但申诉不是必然程序，需要上级法院或上级检察机关进行评判。[3]

　　问题2：向谁申请再审？

　　有两个途径：一是向终审法院或终审的上级法院申请；二是向检察机关提出要求申诉的复议权。最终决定权在相关司法机关。[3]

　　问题3：如果申诉改判，能获得赔偿吗？

　　如果法院最终改判，符合国家赔偿法中的刑事赔偿条件，应当对当事人进行经济上的适当补偿，同时恢复其从医资格。[3]

　　值得注意的是，再审改判的可能性通常不高，尤其是在一审、二审均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一致的情况下。但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它触及了医疗过失犯罪中“严重不负责任”这一构成要件的解释边界，具有典型的法律讨论价值。

　　七、QA：公众最关心的几个核心问题

　　Q1：韩杰医生漏诊案二审结果是什么？他还能翻案吗？

　　答案：一审、二审法院均作出有罪判决，韩杰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3]他已经明确表示将申请再审，但再审并非必然程序，需由上级法院或检察机关审查后决定是否启动。[3]如果改判，可依据国家赔偿法申请刑事赔偿并恢复从医资格。[3]

　　Q2：医疗事故罪的立案标准是什么？什么情况下医生会被判刑？

　　答案：医疗事故罪的核心构成要件是“严重不负责任”和“造成就诊人死亡或严重损害健康”。本案中，韩杰被认定存在重大医疗过失（漏诊嵌顿疝），且与患儿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5]一般轻微过错或技术性失误属于民事范畴，不会轻易启动刑事程序。[3]

　　Q3：家属遇到疑似误诊或漏诊，应该怎么办？

　　答案：首先封存并复印病历资料，这属于法律赋予患者的权利。其次，向医院医务科或医患办提起投诉，或向属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行政调解。如果协商不成，可申请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再走民事诉讼程序。若情节特别严重，可向公安机关报案。[3][5]本案中患儿家属获得的146万余元赔偿，即是基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责任认定。[5]

　　八、公共服务建议表：医疗纠纷相关方可参考的行动指南

　　九、事件后续关注点：再审进展与行业政策调整

　　这起案件之所以具有标本意义，是因为它提出了三个短期难以回答、但必须回答的问题：

1. 法律边界在哪？“严重不负责任”能否以具体诊疗行为为标准进行量化？如果韩杰的再审申请被受理，最高司法机关或许有机会对此作出更精细的司法解释。
2. 行业风险如何疏解？在儿科医生本就紧缺的背景下，如何避免因个案判决导致“急救科无人敢接诊”的寒蝉效应？[2]
3. 患者权益如何保障？在强调医疗安全的同时，如何兼顾合理诊疗的自主空间，避免医患双方陷入“互相防御”的恶性循环？[2]

　　需要指出的是，本案的刑事判决是基于特定案情和证据作出的个案认定，并不代表所有医疗事故都会进入刑事程序。公众应理性看待，既不要过度恐慌，也不要将个案简单标签化。

　　截至发稿时，韩杰的再审申请尚未有公开进展，具体结果需以司法机关的正式通报为准。本报将持续关注。

　　#韩杰医生漏诊获刑# #医疗事故罪是医疗纠纷顶格处罚# #医生漏诊获刑1年# #防御性医疗引担忧# #儿科急诊医生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