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带病工作现象为何频发？

石河子大学43岁教授吴新锋在与癌症抗争九年后离世，临终绝笔信中仍牵挂尚未毕业的研究生，这一悲剧连同近期多起高校教师中年猝逝事件，将“高校教师为何频繁带病工作”这一沉重命题再次推至公众视野。

一、高度责任感与对学生的牵挂形成巨大惯性

1. 视学生学业为最高优先级

吴新锋教授在绝笔信中坦言已拼尽全力，但终究没陪完那几位研究生走完最后一程，这份愧疚令人动容。

齐黎明老师连续多日胸口不适，却因“临近期末不能耽误课程”而打算熬到端午再就医，最终未能等到那一天。

2. 情感羁绊让“停下来”变得困难

吴新锋将学生视作自己的延续，甚至将自己的孩子也托付给学生们照顾，这种师者父母心的情感纽带让他九年抗癌期间始终坚守讲台与科研一线。

37岁的齐老师被学生形容为“温柔耐心、平等对待每一位学困生”，他对学生如此负责，唯独忽略了自已的身体预警。

二、工作压力叠加多重考核导致隐性透支

1. 教学以外工作量持续加码

备课、盯自习、批改作业、应付各类检查与评比、家校沟通等“隐形工作时间”大量挤占了教师休息与锻炼的时间。

有教师反映，非教学任务如赛课、公开课、表格填写等额外负担相当沉重，精神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

2. 教育系统内部评价体系形成持续压力

评职称、绩效评估等制度往往与出勤与工作量挂钩，请假可能影响考核结果，这让很多教师“不敢轻易请假”。

绩效社会的逻辑不断督促个人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教师若稍作休息，便可能被视作“不上进”。

三、社会倡导倾向将“牺牲健康”误读为敬业

1. 传统讴歌与现实的认知错位

“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传统敬意本身传递着高尚，但当它被不加反思地推至极致时，就成了一种对“带病坚守”的隐式鼓励。

多次教师猝逝事件后，舆论反思：敬业从来不该以透支生命为代价，“蜡烛成灰不该是教育的底色”。

2. 缺乏对生命的理性排序

功利主义导向下，健康往往在追逐成果的过程中被后置，许多人要到拉响警报才意识到“健康是1”，而成就只是后面的0。

46岁教师脱产赴外地读博六年，长期熬夜赶论文，直至毕业前夕突发脑出血，源头便是在拼搏中忽略了身体发出的警告。

四、保障制度与健康管理存在的短板

1. 健康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教师群体的定期健康检查覆盖面与检查深度仍有不足，在肺癌等早期识别度较低的疾病上，常规体检容易漏诊。

有学者呼吁为教职工建立定期深度体检、对重大疾病建立早期预警与干预机制。

2. 突发疾病应急响应需要强化

在校园场所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等急救设备，并组织教职员工接受急救培训，可以一定程度降低突发心脑血管事件导致的严重后果。

3. 请销假制度的隐患

部分学校请假后需要教师自行调课，销假后要补上所有课时，且可能会被教学质量考核扣分，直接关联职称和绩效，导致教师“小病拖、大病扛”。

五、从多位教师事件引发的建设性思考

1. 转变观念，健康管理前置

从吴新锋到齐黎明，从高飞到邓渊博，每一个案例都在重蹈“先透支再悔之晚矣”的覆辙。

专家提醒：40岁以上人群应每年通过低剂量螺旋CT筛查肺癌，出现胸闷、持续声音嘶哑、不明原因乏力等信号时务必及时检查。

2. 学校层面：为教师划设“健康边界”

多所高校已开始储备强制体检制度、强制休假或调休机制、教职工心理健康关怀等具体措施。

学校应当有序减少各类非教学检查与形式性填表，精准降低教师承载的诸多额外负担。

3. 教师要建立自我保护意识

学会向不合理的超负荷安排说“不”，是每位教师在职业生涯中必须掌握的生存智慧。

只有优先保全自己，才能长期可持续地陪伴学生成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育人”。